转自：人民画报        记者：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变越大，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

 

    王永志留学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前留影。

 

1960年，王永志与同在莫斯科留学的王丹阳结婚。

 

8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他高高的个子，周正而清瘦的面庞，身穿考究的藏青色西服套装配白衬衫、深蓝领带，外披一件做工精细的黑呢大衣，凸显出军人般挺拔的身姿，外加一头浓密的黑发，完全看不出他已是81岁。

 

    “头发是染过的，不过还挺多。”他一边微笑着解释一边拢了拢额头上方的短发。

 

    他叫王永志，不少人叫他“王大总”或“大总师”，因为他不是普通的“总师”，而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大型系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不熟悉的人看他很严肃，不怒自威，而熟悉的人则觉得他很和蔼，易接近，没有架子。

 

    他曾主持研制中国多种新型火箭，从未失败。他做过许多重大决策，事后都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有人称他是“战略科学家”，有人干脆称他“常胜将军”。但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整个航天队伍的功劳，一个人是做不来的；还说，干航天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一辈子提心吊胆，只是“规避风险不能靠不做事，或者慢慢做，那是没出息！”

 

    2003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送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出征。

 

1990年，王永志在“长二捆”首次发射前留影。

 

2011年9月，王永志在北京指挥中心指导“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正在进行的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

 

命运靠自己把握

 

    提起王永志，了解他的人常津津乐道同一个故事。1964年初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戈壁滩上热浪滚滚，中国首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准备发射，却因推进剂在高温下出现膨胀，不能加注至所需的数量，经计算无法达到预定射程。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专家们不断提出解决方案，设法添加推进剂，增加推力，但几经推敲又都一一否定掉，迟迟找不到可行办法。这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突然站起来说：“只要泄出600公斤燃料，导弹便会进入目标区。”面对年轻的总体室总体组组长王永志，专家们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小伙子，你在开玩笑吧，本来火箭推力就不够，还要减燃料？”

 

    王永志对自己的计算结果信心满满，见专家们无意采纳自己的建议，实验任务又迫在眉睫，情急之下，他鼓足勇气去敲开了发射现场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的房门，详细阐述自己的方案及理由：气温升高，热胀冷缩，原先计算好的燃料和氧化剂最佳配比已随之改变。经计算，在高温最佳配比下，泄出600公斤燃料，弹体变轻了，射程就远了，即可命中目标。钱学森听后两眼放光：“有道理，我看行！”随即叫来总设计师，指着王永志说：“这个年轻人说得对，就按他说的办。”果然，泄出燃料后，导弹射程提高了，进入了目标区。随后，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发射，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戈壁滩上一片欢腾。

 

    今天，忆及这段往事，王永志说：“我是学导弹的，当时我对自己的计算很笃定，没问题。我的收获在于，我有勇气去找钱老，认为自己对的要坚持，这对我是很大的锻炼。”

 

    独立思考，有主见，王永志从小就展现出了这方面的特点。1932年，他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的老房村，全村只有六七户人家，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三间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里。因交不出日伪政府要的“出荷粮”，他曾亲见大哥被迫在自家院子里下跪挨打。他不停想：“怎样才能改变贫穷、受欺负的命运？”那年冬天，他看见几个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在打雪仗，这幅画面至今铭刻在脑海里。他从观察富人家孩子的行动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王永志求学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他把想法告诉父亲，却遭到父亲反对：“咱家这么穷，你就算学两年还不是回来干活，白搭个身子，瞎耽误功夫。”父亲对他最大的指望是将来当个警察，这是村里百姓平时能见到的最大的官儿。王永志只得去央求比他大19岁的大哥，并得到了大哥的支持：“咱兄弟六个，不能都一辈子在家干活。”

 

    1939年正月十六清晨，趁父亲仍在熟睡中，大哥偷偷带着王永志到离家八里外的小学报了名。回家后，父亲火冒三丈，哥俩连唬带蒙，声称官学不能轻易退，最后父亲终于妥协：“好吧，念到哪儿算哪儿吧。”

 

22年好学生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王永志格外珍惜。学校离家八里路，没钱住校，每天走读，回家还要帮忙干农活，他毫无半句怨言。为取得好成绩，他上课时精神高度集中，回家后见缝插针学习，有时一边学习一边照顾牲口吃草，有时趁月华满天就着月光看书。他心里清楚，父亲本不同意上学，成绩再不好，不如趁早回家干活。第一学年结束，王永志捧回了“一甲学生”的奖状。三里五村渐渐都知道老王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孩子，父亲脸上有光，对儿子的学习越来越支持。那张生命中的第一张奖状，王永志一直珍存至今。

 

    王永志顺利念到五年级，始终是全班前两名。随着时局动荡，东北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学校停办，他只好回家务农。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在昌图县开办了中学，贫寒家庭的孩子可免费上学，王永志得以重返课堂。他第一次意识到，要改变个人境遇，光靠个人努力还不够，更受到时代和机遇的左右。“受压迫者要联合起来，一起干，跟着共产党干。”1949年初春，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减轻家里负担，初中三年，王永志只让家里每天为他准备一把高粱米当午饭，别的什么也不要。毕业时，他已做好参军参干的准备，却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国家急需人才，东北人民政府要在沈阳创办东北实验学校，而他作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被保送到那里学习。

 

    在高中，王永志仍然功课全优。他最初的理想是学生物学，因为常听父亲抱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一年，收成却不佳。可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频到辽东领空滋扰，空袭警报不断，学校被迫停课。王永志如梦初醒：“什么生物，什么遗传，没有国防，啥也没有。”他想报名参军，却得知东北实验学校的学生另有任务，不参加抗美援朝。他只好“退而求其次”，立志为国家设计飞机。1952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

 

    在清华，王永志感到眼界大开，博学多才的教授名流令他心生仰慕：“我要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就好了。”不过，刚学了一年，他顺利通过选拔考试，经过近两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在莫航刚学了两年飞机设计，他又接到大使馆通知，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苏联首次向外国留学生开放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他被选为转学该专业的八名留学生之一。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留苏学生大批撤回国，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国防相关重点专业每专业保留一名留学生，王永志又成为火箭导弹专业被保留的唯一一位。前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莫航火箭教研室主任米申院士得知此事后，主动提出要亲自指导这唯一的中国学生的毕业设计。王永志至今难忘，米申院士第一次见面时对他说：“中苏两党的关系破裂了，中苏两国政府的关系也破裂了，但是，那是政治家的事，你我师生关系依旧。你有任何问题尽管问，不要有任何顾虑。”

 

    最终，王永志的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获得最高分5分。事实上，他的所有功课都是5分，获优秀毕业生奖章。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亲自劝王永志留下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是该校首次破例让高度保密专业外籍学生留校深造。但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只是我的国家急需这个专业的人员，等着我们回去参加建设。”

 

    1961年3月，22年求学生涯每个阶段都最出色的好学生、中国第一位火箭导弹设计专业留苏毕业生王永志，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回国后，王永志立刻被分配至负责中国火箭与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他正式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于是有了那个在发射场大胆建言的故事。

 

    后来，他逐渐在多种火箭的研制中解决大量技术问题，不断被赋予越来越重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后期，按照钱学森“第二代战略导弹的研制要由第二代人挂帅，并建议由王永志出任总设计师”的提议，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王永志常说，航天是个高风险、高技术的领域，经常让人“犯心脏病”。但是，1986年，刚升任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不久的王永志，却主动选择冒一个极大的险。

 

    那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美欧多枚火箭发射相继失利，国际出现航天危机。王永志却从中看到了机遇——将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不过，当时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只有2.5吨，必须尽快提高火箭运载能力，才能承揽国际大型卫星发射。于是，在一间极简朴的办公室里，王永志和另几名科学家构想出了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的草图：以“长征二号”火箭为芯级，捆绑4个助推器，使火箭运载能力从2.5吨一下子提高到8.8吨。这就是后来大放异彩的“长二捆”——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赔偿100万美元。当时，国内反对声很多，因为就算没有资金，可以贷款，没有技术资料，可以自己攻关，但是，18个月的研发时间实在太短，按常规这至少是四五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倘若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不仅王永志个人将身败名裂，巨额贷款难以偿还，中国发射美国卫星失败的消息传出，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难以估量。

 

    “你要搞砸了，降你三级，你还主张干不？”在讨论会上，有领导毫不客气地质问王永志。“别说三级，降我几级我也干。中国人不比别人矮一截，别人能搞的，我们也能。只要中央支持，我保证按时把火箭立在发射塔上！”王永志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最终，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火箭研究院向银行低息贷款四亿五千万元，用于“长二捆”的研制。

 

    为什么王永志一定要接下这单生意？当时，经济改革已波及国防工业，国家拨给火箭研究院的年度“皇粮”从几亿元骤降至几千万元人民币，全院3万多员工，连工资都不够发。身为院长，他“非得解决全院的财政困难和发展方向不可”，而出路就是，“做自己最擅长也最该做的事——搞火箭，发卫星，打入国际市场。”

 

    另外，王永志还有个更宏大的心愿。他有三大航天梦想：可以把导弹送到世界上任何需要的地方，把卫星送入太空的不同轨道，把中国人送上太空。前两个已经实现，而第三个梦想，瓶颈卡在需要有8吨以上运载能力的火箭。所以，如果“长二捆”研制成功，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船也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这件事，风险大，意义更大。所以，我甘愿冒险。”王永志说。

 

    18个月，所有人听说后都直摇头。时间紧，任务重，王永志心理压力极大，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香烟一支接着一支。但他说，他从没想过会失败。他带着全院员工夜以继日地忙碌，员工两班倒，仪器设备永不休。有人形容他们，“没了亲戚，没了朋友，什么都顾不上了。”

 

    就像乔布斯的“扭曲力场”一样，王永志似乎也有一种魔力，可以让身边人激发潜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一次，一位车间主任接到任务后，算了又算，咬咬牙说，“我争取一个半月赶出来。”王永志笑笑说：“你只有18天。”连车间主任自己都不敢相信，最后，他竟真的如期完成。类似的事在整个攻关阶段时有发生。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那天，王永志心里那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这段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千年梦想，从图纸到现实

 

    飞天，是中国流传千年的传说，也是所有中国人、特别是航天人的梦想。

 

    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时任中国火箭研究院总体部主任的王永志就曾建议，跟踪研究载人航天的前沿，并在总体部下设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航天飞机。1986年3月，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专家研制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王永志任其中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后来“863计划”正式实施，王永志成为载人航天领域七人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研讨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同时，他带领成功研制“长二捆”，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启动铺平了道路。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据说，当国防科工委就载人航天工程的总师人选征求钱学森的意见时，钱学森曾坦诚地说，王永志这人有许多过人之处，他的思维常常与众不同，很有自己的见解，年轻时就崭露头角，由他当总师，比较合适。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必须一问世就要将40年差距一下子迎头赶上，局部还要超过。”

 

    那么，如何从蓝图变成现实？数千个协作单位、几十万人马，如何统筹协调？经过多年历练，王永志深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几十万人扭成一股绳的力量无比巨大，而只要有一人在一个关键处捅娄子，整个系统都可能前功尽弃。”所以，他努力让所有人统一认识，统一规范，“每个人都兢兢业业把自己的事干好，这事才能成。”特别是“安全”两个字，“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排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王永志说，和许多航天前辈一样，爱国是他不懈奋斗的动力之源，把事情做好、做快，是他抒发爱国情怀的方式。他喜欢那些有责任感、凡事从大局出发而不是先搞个人小打算的年轻人。遇到有争论时，他总是认真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力求科学民主。他反对人云亦云，墨守成规，鼓励创新。他的助手李少宁说：“王总最令人钦佩之处是，他总能从国家利益、全局出发，从众多种观点中人把握住关键，引领大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不登报，不上电视，将各种技术上的“拦路虎”一一打倒。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被人们所关注。而王永志这位“大总师”为人知晓，则是直到2003年10月16日之后。那天清晨，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机遇垂青的秘密

 

    2002年底，就在准备“神四”发射时，一天夜里，王永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患了急性胰腺炎，这种病只要耽误两天死亡率就高达100%。好在总指挥部派专机及时把他接到了北京，由专家诊治，很快康复。而在他10岁那年，父亲患胃穿孔，不是疑难杂症，却因没钱治病，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在极度痛苦中去世。

 

    王永志无限感慨地说：“当年读书是为改变命运，如今命运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从连麦糠野菜也填不饱肚子的穷孩子，到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荣获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甚至在太空中拥有一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王永志星”，王永志说：“国家给予我的实在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结果。”

 

    2006年，“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后，74岁的王永志从“大总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而担任工程高级顾问。至今，每周总有3天左右，他仍会到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上班。他同时还兼任了清华大学航天学院院长。

 

    一张书桌，几个书柜，一套会客的沙发，角落里还有一张休息用的单人床——“王大总”的办公室看上去与普通的办公室别无二致。最显眼的倒是十来盆不同品种、郁郁葱葱的花草。他从小在田野里长大，对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虽未能当成生物学家，但养花是他几十年唯一从未间断的爱好。

 

    他说：“我这一生都很勤奋，没有怠惰的时候。一路走来，帮助我的人太多，而我却没怎么帮到别人，特别是对家人、老师，有点愧对。但也没办法，我把精力放在了国家、民族。”

 

    王永志说，宇宙无边无际，探索宇宙的工作也将是无限期的。他相信，探索天空，是人类探索文明和新技术的必由之路。“从卫星广播电视、气象预报、信息网络、卫星导航到各种空间技术牵引下研制成的新材料、新技术，航天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无处不在。”

 

    他介绍，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关键技术已经突破，成功实施了空间交会对接和多人多天驻留实验，接下来还要继续巩固，同时准备第三步建设空间站的任务，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就将拥有自己的载人空间站。他还说：“虽然我们还没有登月、探索火星，与美俄相比在航天领域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在近地太空领域，我们已拥有绝不亚于他们的先进技术。我们的飞船、火箭和将来的空间站都是世界一流的。相信再过一些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王永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