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回顾一下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过程，不能不让人感动，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和发展，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
中国工程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现仅就我所接触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一、早期的舆论准备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对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应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科学院学部的成立确定了科学院在我国的学术地位，从而联想到工程技术人员在我国也应有相应的地位，而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倡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是1954年1月启动的，1955年 6月正式成立。1981年夏技术科学部在长春召开了学部大会，在中科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李薰的主持下，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问题，当即责成学部常委中的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师昌绪对其成立的必要性和初步方案进行讨论。随即在友谊宾馆开了几天的会，大家一致认为成立这一组织是必要的，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据说胡耀邦总书记没有做出肯定的批示而作罢。于是便以四个人的名义在1982年9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文章而告终。文中主题是为何必须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技术和在中国如何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技术。
    上书未达到目的，但人民来函、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们时有动议转送中国科学院。不是要求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就是建议扩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的名额。最后于198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一分为二，第一技术科学部由李薰兼主任，第二技术科学部王大珩做主任。不久，两个学部又合二为一，但学部委员增选配额仍按两个学部看待。
    不过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对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成立并未死心，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在第一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刘翔声的支持下，由金属所组织力量先后编辑出版了两本有关国外工程院及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情况介绍。这些对以后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起到参考作用。再者，为加入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 (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简称 CAETS)，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曾于1991年6月向该组织提出申请，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学部性质、成员情况及经费来源等，最后以技术科学部不是一个独立组织，又具有官方色彩而没有被接纳。但是这一报告对1997年中国工程院正式加入CAETS起到重要作用。第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与CAETS保持密切联系，几乎每届年会都以技术科学部的名义派代表列席会议，其中张光斗教授参加的次数最多，张维、师昌绪、胡启恒、桂文庄等都作为代表参加过会议。
    在第一次倡议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10年之后，1992年春，来自大学、科学院及产业部门的6位学部委员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再一次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由中国科协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刊登于“综合与摘报”第54期(1992年5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于5月11日批给温家宝同志“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温家宝同志于次日批示“可否请中科院牵头商讨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周光召院长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一段酝酿之后，于 1992年6月19日召开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学部联合办公室主任张玉台同志通报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筹备情况，并宣布以王大珩、张光斗为组长，以6位倡议人及学部正副主任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名为“中国工程院研究小组”。责成联合办公室主任张玉台、副主任葛能全，学部秘书室副主任李吉士，技术科学部办公室主任张厚英、副主任黄铁珊配合学部主任完成此项工作。
    与此同时，林华、李苏、罗西北、陆俊武等同志写信给李鹏总理，建议组建中国工程科学院。总理批示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中心)研究考虑。“中心”对此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于1992年12月提出组建中国工程科学院的初步方案。后来，我多次向玉台同志反映，二者必须统一起来，否则到国务院以后难以做出最后决策。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没有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二、从研究小组到筹备领导小组
    在与研究小组成员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由周光召院长于1992年7月18日向中央及国务院领导提出了组建“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五条原则性意见。这个报告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温家宝、宋健及罗干同志的同意。这五条原则的主要内容归纳为：
    (1)应是在工程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学术团体；
    (2)方案的酝酿主要依靠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3)应是一虚体；
    (4)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应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
    (5)不单设办事机构，其职能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办事机构承担。 
    根据上述五项原则，研究小组经过多次讨论，于1992年8月形成第四稿“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报告”，于1992年9月22日写出一个征求意见稿，分发技术科学部各位学部委员及数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常委，最后返回的200余份意见中，一致同意组建中国工程院。但有两点分歧值得提出：一个是有少数委员对“中国工程院”的称谓提出异议，认为不应省去“科学”二字，仍称为“中国工程科学院”；另外一个意见是一个学部委员不应跨两院。但由于这些属于少数甚至是个别人的意见，没有进行任何改动。在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以后，于1992年11月10日形成了一个“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汇报提纲”，在汇报提纲出台以后，第一个就是向国家科委领导进行了汇报。11月13日宋健主任、朱丽兰、惠永正副主任、国务院徐志坚副秘书长、尹志良局长及罗迎难处长听取了汇报，对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动。参加汇报人为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高景德、罗沛霖、陈芳允、张玉台、葛能全。自此以后，一直到12月初相继走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化总公司、航空航天部、核总、机电部、农业部、中国科协、国家教委等十几个单位征求了意见。每一处，我都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及所提方案是有群众基础的。每到一处，主管科技的副部长，有的是主要领导，如朱光亚及朱开轩同志都参加了座谈。
    根据1992年的进程，中国工程院的组建工作似已接近尾声，但到1993年上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务院领导指示，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改由国家科委为主，过去已同意的那些方案和五条原则只好重新考虑。究其原因，可能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年12月 14日报送国务院的“调查研究报告”有关。报告中最后一段有这样的话：“专家们呼吁，应立即着手组织具体方案的制订和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建议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超脱的而又与学术界、产业界有广泛联系的适当机构牵头，联合有关方面组成中国工程科学院筹备组，进一步联络和团结产业界、工程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共商次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以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葛能全副主任及国家科委基础研究与高技术司冯思健副司长为正副主任的办公室，在“研究小组”已起草的组建方案的基础上，于1993年8月 3日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从中国工程院建立的必要性、组建原则到筹建工作安排与进度做了全面阐述。1994年2月2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批准由宋健国务委员为“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 45个人筹备小组名单。至此，中国工程院的组建工作才算正式开始，科委常务副主任朱丽兰为常务副组长，我作为副组长之一，承担了很多策划的工作，办公室葛能全负责大量具体工作。
    应该提一下的是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3日的报告送到国务院后，在有些问题上，我们6位发起人不无担心，于是我们在11月5日又聚在一起认真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一个报告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其主要内容强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标准，并提出：中国工程院不要成为照顾安排离退休干部的机构；同时对工程院与科学院学部的关系问题表示担心，两院必须做到合作、互补、协调，千万不能形成争项目、抢领域的局面。在工程院成立后，可以考虑采取某些组织措施，如领导兼职，设立共同办公室等。为了密切两院关系，建议从中国科学院遴选30名学部委员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三、关于两院院士遴选过程
    在国务院批转的“中国工程院组建方案”中规定：“由筹备领导小组提出100人左右的拟聘名单(其中含30名工程背景比较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以中国工程院名义聘任。”据此，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将推荐到中国工程院的30名学部委员做了分配，分配给技术科学部共21名。接到分配名额后，于1994年2月23日我主持召开了技术科学部常委会，首先确定遴选原则：
    (1)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
    (2)有国外工程院院士称号的学部委员；
    (3)对工程技术确实有重大贡献者；
    (4)来自产业部门研究院所及大学的学部委员。
    但是，在年龄分布上给了限定。60岁以下的学部委员要在三分之一左右，即使达不到这一比例，也尽可能使年龄过高的比例不要太高。这几个原则商定以后，提出了一个符合规定的备选名单，然后在25日下午进行投票，最后由常委会投票选出了一个进入中国工程院的21人的建议名单。28日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全院30人的名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二人明显应该进入工程院的学部委员没有列入推荐名单，但经主席团会议认真讨论后进行了调整。不久，送交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并通过审查确认。在30名两院院士中，满足了2／3来自产业部门，但年龄没有满足60(含60)岁以下的人数占1／3的要求。进入正常选举以后，又增加了几位年长且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入了两院院士行列。因此，中国工程院在编的两院院士不止30人了。
    在此，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社会上对两院院士有一些误解，认为两院院士“更高明一些”，或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根据两院院士遴选的过程并非如此，为此，在不同场合我做过多次解释。

    四、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前后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关于“中国工程院”的名称问题
    国际上对工程院的表述各有不同。美国就叫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澳大利亚称为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最早成立工程院的瑞典则叫皇家瑞典工程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法国则在法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称为法国科学院应用科学理事会(Council for Ap plied Sciences of the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有点像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但是也被CAETS接纳为成员了。
    我们为中国工程院的定名问题曾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Academy指的就是科学组织，因而把原定的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简化为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但是这一名称也曾引起过一些误解，如有一个部门在推荐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时没有把学术造诣较深而又有工程背景的科学家推荐上来，而只考虑了工程成就。另外，在有些情况下，不知道中国工程院是干什么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工程院已建立了很好的声誉，对工程院的性质和任务很少存在疑虑了。
    2．关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标准问题
    院士选举是中国工程院最重要任务之一，因为院士的组成不但影响院的性质和水平，而且决定院章程中所规定的“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决策、发展规划、计划、方案及其实施提供咨询”任务能否很好地完成。所以我一直主张多吸收一些对本领域了解比较全面而又有专长的专家加入院士队伍，至少在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我是这样倡导的。另外，政府高官是否要被选为院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时就有此争论，有人提出“政府高官不能再入选学部委员”，于是我在全学部大会上提出以下观点：“学部委员是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这是终生荣誉，政府官员是有任期的，因此，我们选举学部委员，不管他当官或不当官，不要因为他是大官我们就选他，也不要因为他是大官我们就不选他，完全看他的科技贡献和学术水平是否合乎学部委员的标准。”这次发言果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工程院在选举过程中，高官的比例更高，曾引起社会上的议论。但是实践证明，他们在自己所在领域都有符合院士标准的造诣和贡献，再加上长期从政经验和对本领域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对国家科技咨询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关于加入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AETS)
    加入CAETS是我们上书中央领导早日成立工程院的最主要理由之一。前面谈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曾于1991年向该组织提出过申请，但是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遭到拒绝。我深知症结之所在，所以1995年9月趁葛能全、刘效北我们三人访美之际，把访问CAETS副主席兼秘书长S．N．Anastasion列入主要议程。在他设家宴招待我们时，详细谈了我国加入理事会的条件和决心。在友好的气氛中，得到他支持的承诺，并为此出谋划策。次年CAETS现任主席HansG．Forsberg、下届主席Sir．D．Davies及S．N．Anastasion三人来京考察，他们听了我们的介绍并审阅我们提交的材料以后，表示满意。但是中国工程院成立不到5年，不符合他们的规定，于是便以书面形式说明中国工程院可以视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延续，因为二者性质相近，且部分成员身兼两院，等等。他们三人当即表态中国工程院可以被接纳为理事会的成员。1997年在英国召开的年会上，由朱高峰副院长和张光斗院士等参会，果然顺利地通过了。并且， 2001年在中国工程院的主持下，召开了CAETS年会。
    以上所述仅是我在成立中国工程院前的一些经历，由于掌握资料不全，难免与事实有出入，仅供参考。
    (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专家，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