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留学归国科技人员群英谱

记者：陈磊 来源：>>> 2008.12.18

　　 编者按 今天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30年前，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规模指示，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时代。

　　本报从今天起连续刊登3篇报道，分别讲述80年代、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时期留学归国科学家的故事，以他们的亲历为您展示改革开放后留学人员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图景。

　　1978年4月，徐冠华从西安踏上了返京的归途，他要回到刚刚恢复建制的原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此刻，他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机遇已经降临到他身上。林科院领导推荐他参加出国考试，这意味着他将有机会作为教育部首批公派留学生奔赴海外。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也就在这一年的6月2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中国留学史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与钱学森、钱三强等负笈欧美的老一代留学生不同，80年代科技领域留学归国人员，经历了“文革”的蹉跎岁月，又有着怎样的求学经历和创业故事？

　　喜出国门：“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背负着家庭包袱的徐冠华，大学求学之路非常坎坷。原本对理工极有兴趣的他，却被打发去学林业。徐冠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系统学习了大学数学系课程。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经历过“四清”，后来还下放到干校种菜、养猪，当炊事员，什么苦都吃过。

　　“我的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是密切相连的。”至今，他仍感慨万千，当1978年接到参加出国留学资格考试的通知时，徐冠华不敢相信，“以前大学专业都无法选择，现在却有机会走出国门去深造。”

　　出国英语考试不仅有笔试，还有听力对话。徐冠华以前学的是俄文，英文基础只有认识ABC的水平。但他铆足了劲，每天从早上3点学习到晚上12点，苦练英语，连嘴都磨出了紫泡。经过3个月准备，他通过了考试。

　　1978年9月，徐冠华一行20人踏上了去瑞典的飞机。

　　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的韦钰，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韦钰于1965年研究生毕业，是当时鲜有能够完整完成全部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研究生。可是，她的导师因为随之而来的“文革”，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同样也是因为家庭问题，韦钰成为“资产阶级的苗子”“狗崽子”，因而被迫离开研究室，丧失从事科研的权利。

　　浪费了10年大好光阴之后，当韦钰再次回到导师身边和研究室时，选拔出国人员的机会来了。将近不惑之年的她，也是从零开始，冲击第二外语德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加入到首批公派留学生的行列。

　　“1978年，给我一个春天。在我们面前开辟了那么大的前景，一辈子的愿望这时候能够实现了。”韦钰临出国前，看了一个有关周总理的展览，总理怀抱“振兴中华”理想而东渡日本求学的经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许多像徐冠华、韦钰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在经历“文革”创伤之后，更急于把浪费的光阴抢回来，把百废待兴的科技事业振兴起来……

　　执意归来：“决不能把‘留学’变成‘学留’”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我国留学工作的方针是“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在1981年放开，但真正能自费出去的人还是凤毛麟角。

　　李国杰就是其中一位。

　　1980年，普渡大学黄铠教授回国上课，并计划招收研究生安排到美国读书。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研究生院毕业的李国杰，因为成绩优秀，经考试，被老师相中来到了美国。

　　“美国的大学城是个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李国杰学习的是用并行处理解决组合搜索问题。虽然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他却乐在其中。

　　临毕业时，李国杰已在并行处理、组合搜索等领域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在该领域颇有名气。

　　不过做完博士后，李国杰压根没想留在美国。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经常在李国杰心中萦绕，虽然时代背景已完全不同，但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使这一代人大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

　　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徐冠华从事的是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研究，也就是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数字处理。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理念。他数学基础好的特长派上了大用场。

　　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里，徐冠华如饥似渴，从早干到晚，周末从不休息。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练习英语，把《跟我学》（FollowMe）和计算机Fortran语言教材的说明书都能倒背如流，科研成绩非常优秀。

　　临回国前，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位官员携夫人探望徐冠华，诚恳地说：“回中国后又没设备又没条件，我只找了你一个人谈，想劝你留在瑞典工作。”

　　可在徐冠华心中，“根本就没有不回国的概念，连一闪念的想法都没有”。

　　同样在国外留学8年的黄伯云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美国一些大公司、大学和科研机构争相高薪聘请他，并许诺帮他及全家拿到“绿卡”。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到了美国，来美4年的女儿向他表示，想继续在美国学习。

　　“如今正是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怎么滞留不归？决不能把‘留学’两个字倒过来变成‘学留’！”1988年，黄伯云毅然携妻带女，回到了岳麓山下的母校———原中南工业大学，到学校粉末研究所工作。

　　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时代演绎着同样的故事：陈竺，80年代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研究，他谢绝了法国方面的高薪聘请，于1989年携妻毅然回国工作；留学美国的白春礼在扫描隧道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时，却做出回国的决定，卖掉汽车，把攒下的美元全都换成回国后急需的元器件和资料，甚至为了带回这批宝贝，在机场不得不扔掉了许多超重的行李……

　　而在大洋彼岸，一个正在经历激荡变革的祖国在等待着学子的归来。

　　大展宏图：“我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信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一著名论断如春雷响彻神州大地，我国科技事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高潮。

　　但80年代的中国，科研条件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归国学子工作和创业的激情。

　　徐冠华回国后，一家四口住在11平方米的房间里，4人就挤一张床。这张床也是唯一的家具。没有写字桌，他就在床上放把小椅子。他在北京市计算中心编程，为了修改程序，床单上划满了圆珠笔印。

　　“虽然条件艰苦，但心情十分舒畅。”徐冠华说。

　　之后，他主持了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三北防护林遥感综合调查”“用于森林资源调查的卫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等重大课题，在我国林业系统中首先应用和开发了遥感卫星数字图像计算机处理系统，后多次获得国家奖励，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

　　1987年，43岁的李国杰回到祖国，也面临着类似的生活境遇，一家四口曾挤在中科院第二招待所的地下室里。

　　感受到美国现代生活的李国杰对此心态却很平静，让他不平静的是，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制还是一片空白：市场全部被外国品牌垄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当时石油勘探、气象预报部门全部使用进口计算机。在一个玻璃房里，专门有个外国管理员监控机器的使用，以防止你把这个机器用作别的用途，而那个房子华人是不能进去的。”

　　这种尴尬局面让李国杰揪心。1990年出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后，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亲手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并给它取了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曙光”。

　　然而，从无到有，造出一台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谈何容易。

　　“回国后做并行计算，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李国杰回忆，1987年参加国内的计算机算法会议，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学数学的而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而当时智能中心招聘的人大都对造计算机一无所知。

　　从1990年到1992年，李国杰花了两年时间让研制小组的年轻人补课，让这些从未造过计算机的年轻人深入学习高性能计算机的工作原理。补课的材料就是李国杰当时从国外带回的或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国际上最新的UNIX操作系统源码资料。

　　做“曙光”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观念上的更新。

　　李国杰不打算做日本五代机式的所谓智能计算机，他计划在主流并行机上赶上美国，然后在主流计算机上开展智能化应用。

　　经过两年的补课，1992年3月，智能中心着手“曙光一号”计算机的正式攻关。

　　但此时，又一个拦路虎出现在面前：当时国内研制计算机的大环境非常不理想。

　　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派一个攻关小组到美国硅谷去造中国的机器。

　　这个决定与自己的留学经历不无关系。“硅谷服务配套非常好，如果缺零部件或软件，一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

　　攻关小组临行前，智能中心开了一次誓师会。

　　“你们不要以为没有造过计算机的人就造不出好计算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成！”李国杰的这番动员讲话让大家眼含泪花。

　　事实证明，李国杰的决策是正确的。

　　经过11个月的国内外前后方联合攻关，1993年5月，“曙光一号”终于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6.4亿次，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从开始做“曙光一号”，到“曙光1000/2000/3000/4000/5000”。到2000年，李国杰又做出一个大胆尝试，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通用CPU，让中国计算机产业有自己的中国芯。经过整个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诞生了。

　　今年，全球高性能计算机500强新鲜出炉。“曙光5000A”再次跻身世界超级计算机前十。这一成绩代表着中国是拥有美国之外速度最快计算机的国家。

　　“如果问，回国后我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增强了中国人做计算机、自主创新的自信心。”李国杰说。

　　谱写华章：科技教育领域成为海归重镇

　　随着这批留学生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仅从1978年至1985年7年间，中国共派出公费留学人员20000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人数占85%%。

　　30年后的今天，这群改革开放后踏出国门的学子，多已成为中国科教管理部门的领导者、重大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著名科学家和高技术研发的领军人物，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快速提升。

　　资料显示，新一代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

　　在80年代的海归群体的名单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个科教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徐冠华、韦钰、陈竺、陈章良、白春礼、马颂德、程津培、黄伯云、李国杰、许志琴、郭雷……

　　徐冠华1991年当选院士，后走上中科院领导岗位，曾任科技部部长，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韦钰从德国回到母校东南大学创建医学与生物工程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和学科，并于1986年担任校长，后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受到邓小平在北戴河亲切接见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马颂德博士，与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程津培，后来均成为科技部副部长。黄伯云经过若干年努力，完成了“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突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白春礼则领导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随后研制出原子力显微镜、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等，成为纳米研究专家，并担任中科院常务副院长分管人才等工作。

　　1987年，中科院对千余名留学回国人员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两成人员在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果，711人取得了显著成绩，32个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260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科学技术的繁荣，也没有今天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和参与者，徐冠华这样说。

　　留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加速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

　　秉承着老一代留学生“家国同构”的传统价值观，80年代留学归国科技人员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书写着他们的华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