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文（院士）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30年。3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刻，但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成长来说，它却是关键的年代。
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调动了十多亿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振兴中华的热情和积极性，通上了近百年来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之路，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长期位居全球首位，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进入世界前列；对外开放成果巨大，开放型经济已初步建立，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的经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新运动，触及、改变了我国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甚至命运。我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在欢欣鼓舞地亲历改革开放大潮的过程中，也参与了一些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回顾这些经历，反思其中的困惑与欢乐，为能生此盛世而备感幸福，也为未能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多贡献而不安。
    我有幸参与的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的探索；二、参加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研究；三、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四、关于生产率的研究；五、关于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和决策机制改革的研究；六、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七、对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研究等。下面主要谈一下上述第二、三项研究的情况。
    关于参加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研究
1985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担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稍后又被任命为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接触宏观经济的机会多了起来。例如，每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社科院都接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对该五年计划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进行总结，并对即将开始的新一轮五年计划提出建议，我作为经济学科片的主要成员之一，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我们所和我个人的专长，较多地负责“发展”部分的研究，但也要参加“改革”部分的研究（有时还要负责对“改革”与“发展”两部分的综合整理和文件起草工作）。另外，还参加了两次建设特区的调研。
第一次是1987年参加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调研与制定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的重大突破之一，是以兴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为代表的对外开放。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和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取得了显著效果。1986年，又决定海南建省，并建立省一级的经济特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决策。为了办好这件事，中央批准先建立海南建省筹备组。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世杰等5人组成，许世杰为组长，曾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为副组长。这个筹备组成立后，他们决定做好3件事，即制订一个施政纲领，设计一套全新的组织机构，起用一批新人。为了做好第一件事，他们邀请国家最大“人才库”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派一个专家组前去帮助制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社科院领导决定派出以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专家组前去完成这个任务。专家组成员主要由经济片各所抽调，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沈立人、戴圆晨、张曙光，工经所的陈栋生，财贸所的李茂生，数技经所的李京文、江上舟、廖逊、刘吉丰等。由刘国光担任组长，李京文为副组长。我们于1987年8～9月到达海口，住在省委招待所里，许世杰曾任广东海南行政区书记，对海南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由他亲自向我们做第一次介绍。梁湘在深圳任市长时，曾邀请刘国光带领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去帮助制订了深圳的第一个发展规划，他和刘国光及其他同志比较熟，他着重谈了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小平同志曾对他们谈过：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现在台湾发展很快，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海南还比较落后，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和建特区，就是希望加快发展，追上台湾，并成为各省市改革开放的榜样。因此请专家组按这个要求帮助制定海南的发展战略。接着，我们制订了工作计划，首先请海南的老领导和各厅、局、办的领导与有关同志向我们介绍海南的现状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听取省内专家的意见。座谈一轮后我们发现，海南岛地域比较辽阔，全岛面积约3 68万平方公里，只略小于台湾岛，但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的2/3，比台湾更低得多。因此，要实现中央对特区的要求，必须在战略思想和经济体制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当时对几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1）是否把台湾作为追赶的目标？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第287—300页，198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制订海南经济的战略目标时，我们考虑和参照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当时，有人提醒我们：还是不要和台湾比了，差距太大，不好解释。有位广东的同志更直率地说：别提赶台湾了，赶我们广东就行。我们说，海南和台湾自然条件相仿，又都是中国人，应该说脑子也差不多，你不比，人家也要比，这是没法回避的问题。海南的落后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历史原因。我们向一些老同志咨询时，钱昌照老先生就说：抗战胜利时，他曾作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接收台湾和海南，当时台湾经济初具规模，海南则一片空白。其次，国民党逃到台湾时，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经济人才和资金，再加上30多年来，日本和美国对台湾投资约有250多亿美元；海南则一直作为国防前沿，建设的少，拿走的多，对海南投资仅89亿元人民币，实际价值相当于10多亿美元。那么少的投入当然不可能得到意外的高产出。此外，还有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不合理的行政建制，这也是造成海南落后的重要原因。那么，海南是不是没法赶台湾了呢？经过对资金来源、发展速度、比例、人才和国外关注等的反复分析和计算，我们认为，只要实行充满活力的体制，有真正优惠的政策，5年实现海南经济翻一番还是可能的。这样，用20年时间可以达到或赶上台湾8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海南必须实现比较高速度的发展，要比台湾发展快，比大陆其他省市发展更快。我们认为应当对此充满信心。
   （2）要实现海南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主要靠什么？我们认为先要实行发展战略的大转变，即从封闭的半自然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海南的开发，首先有赖于开放。就是说，要改变长期以来的闭岛自守状态，以开放促开发，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认为，外向型经济不仅是一种外贸模式，而且是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海南建省后能不能够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外向型经济？怎样发展外向型经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有的同志认为，海南目前的经济是内向型的，难以发展成外向型经济，主张以发展“出岛型经济”来代替通常的外向型经济。的确，海南当时面向的岛内、国内（大陆）、国际三个市场中，按规模岛内市场居首，国内市场次之，国际市场很小。1986年海南外贸收购和出口总值分别为24576万元和3840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 6%和2 7%。这说明海南经济主要是内向型的。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内向型的经济，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难以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从这种内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外向型的，其目标是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这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就经济要素的流动来讲，是大量的、双向的。即商品贸易不是小进小出、中进中出，而是大进大出；资本贸易不仅是引进外资，而且要到海外投资；筹资方式应不仅是中国要到海外发行债券和股票，也应允许外国来海南发行债券和股票；从生产的角度讲，不仅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更要发展市场导向型产业，即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要受资源的限制。海南拥有众多的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有丰富的待开发的自然资源，有国内蜂拥而来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只要抓住国际经济形势中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大好时机，扩大开放，实行最优惠的政策，就一定能打进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的分工和大循坏，把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
  当然，由于海南经济基础薄弱，要发展为外向型经济需要一个过程。当时设想：近期仍要继续加强与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和物资交流，使国内市场的份额有所上升，促进海南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同时努力扩大出口，力争出口值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使开放度或外向度有所提高。中期要以扩大出口为主，进一步提高开放度，逐步做到国外市场的份额较快上升。远期则是达到既定的开放度后（例如40%左右），使它巩固下来，保持出口绝对值的稳定增长。
    我们在1984年对深圳经济进行研究时，发现深圳当时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搞成“外向型”经济。当时出口只占工农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几，主要赚了内地的钱。现在海南经济模式一定应是“外向型”的，对此都没意见，但对“外向型”的理解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只要出岛就是出口，还有的认为海南产品打出去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紧缺的，因此搞“进口替代”，可以为国家节约外汇，也就是“外向型”了。
  我们认为，所谓“外向型”必须是“出国型”。站在国家立场而不是站在一个省的立场看问题。“出岛型”和“进口替代型”实质还是“内销型”，以保护内地工业为主体，它们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在政策选择上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汇率，对币值是高估还是低估，高估有利进口，对出口却不利。“进口替代型”虽然节约了外汇，却不等于创造外汇。不出口不创汇，就没钱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当然也不利于经济起飞。也有同志指出，是否用“国际大循环”来表示“外向型经济”？我们则认为：“国际大循环”一词可以用，但不够准确。从大概念上讲，这是对的，从一个产品讲就不见得。比如我们陶瓷品出口，但制造陶瓷用的煤、瓷土等就不必是进口的；陶瓷出口换来的外汇，可能用来购买录音机配件，而生产出的录音机有可能在国内就出售了。因此，“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对每一个产品是正确的。对一个产品来说，可能是有进有出，也可能是一头在外。
    总之，我们理解的“外向型”的真正含义，应当是参加国际分工，以国际市场的需要为导向安排生产，然后参加国际竞争，而不是以自己国家为单元，封闭式地自己安排生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外资，换取外汇，才能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加速海南的发展。
  （3）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认为海南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能加快发展。即彻底改革旧体制是海南振兴的关键。
  海南经济发展的起点低、目标高，两者之间有巨大落差。不能期望以常规的办法来创造奇迹，只有超常规的手段才能实现超常规的目标，也就是要采取比其他特区更加彻底的开放、更加彻底的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有一个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其他特区的目标模式。为了保证实现这个要求，海南在经济上从国家取得纵向支援、与内地加强横向联系的同时，在体制上可以也必须相对独立，即所谓与全国现行体制“脱钩”，以利于加快和深化改革（不能把“脱钩”理解为“断奶”，即在经济往来上一刀两断，那是误解）。
  海南是全国的一个省，海南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海南又是彻底开放的最大特区，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岛屿。为了加速建设成外向型的发达地区，必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体制新模式。在对这个新模式的诸多设想中，我们认为较为合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海南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反映海南模式与全国的一致性，市场经济反映海南模式的特殊性。为了把海南作为一个省和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统一起来，我们认为，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做法，并根据海南要建成工农贸旅并举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的要求，把海南建成一个开放型的自由经济区是较为合适的目标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社会主义的、有指导的市场经济。
    我们设计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海南所有制结构的总格局应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互相竞争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其特点：一是国有企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将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等非竞争性部门和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二是在真正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合作经济将有一定的发展；三是外资企业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外商也可以承包、租赁和购买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四是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并将实行比内地更加灵活和宽松的政策；五是各种所有制互相渗透、彼此联合的混合经济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多种投资来源及其不同组合，将导致各种股份制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在竞争中互相促进，优胜劣汰。
    第二，形成完善的开放型的市场体系。发育和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其评价、选优、控制和调节作用，是海南新经济体制的核心。发育海南市场，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在商品市场中，主要是生产资料市场，要把国家同海南之间的商品调拨（上调橡胶、糖、铁矿石等，下拨粮食、煤炭、钢材等）关系改为商品贸易关系，第一步可改为按计划数量调拨按市场价格结算，第二步再改变为按市场价格自由交易。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含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都要按照市场原则去建立、组织活动。第三，实行诱导性宏观调节。海南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节不能放弃和削弱，而是要加强。但管理和调节的方式改变了。要把直接的行政控制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还要把间接的行政协调机制转变为有宏观指导的市场协调机制，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协调和监督。政府要制定指导性中长期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为宏观调节提供依据。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提出的改革原则是：一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二要“小政府、大社会”。应当在转换政府的经济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精干、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把应当由社会和企业管理的事情还给社会和企业去管理，并建立和充实各种非行政化的社会组织，自行处理各项事务。新的省政府人数要比原来的行署少许多，但对原有干部必须妥善安排，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我们专家组还应省委的要求，代为设计了省政府的机构设立方案。在新方案中是有创新的。例如，根据海南投资主要来自吸引外资和外省资金的特点，省政府下没有设置省计划委员会，只建立了投资合作厅；一些同类型机构作了适当合并，如设立了文体广电厅，没有单独设立文化厅、体委、广播电视厅，等等。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海南特区改革开放方案都是专家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海南建省筹备组的意见设计的，在这个过程中，刘国光同志都亲自参与和把关，也不断地与海南领导交流协商。可惜后来执行中遇到困难，又复原了。
    关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号召，我曾对此作了一些论述，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过一些政策建议。80年代中，我和数量技术经济所的同志们一起，向国家科委投标并中标重点软科学招标项目 “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这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研究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集全所之力展开了长时期的研究，广泛阅读了国内外的文献与资料，运用中国的数据做了大量运算，最后完成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后来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本专著，分别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选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在《概论》里系统研究分析了“技术”、“技术进步”的内涵和意义；研究了产业结构及其评价指标；并重点论述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论，为本项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在《分析》里全面分析了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在中国的现状、地位、发展趋势及其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及改革建议，并把全部产业分为四类进行分析，第一类产业是“优先发展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二类产业是“基础产业”，包括农业、原材料产业、能源产业；第三类产业是“创汇产业”，包括轻纺产业、船舶工业、机械工业；第四类产业是“重要产业”，包括建材工业、汽车产业、建筑业、精细化工产业、第三产业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析》，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选择》是本项目研究的第三部分，着重研究讨论技术进步模式和产业结构的目标模式选择，最后得出了“深化体制改革是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根本途径”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选择》，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模型》主要论述了本项目使用的主要模型——大道模型的理论（大道定律理论）和大道模型的建构方法，并着重研究了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的总体定量分析模型体系，对模型体系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做了专题分析，此外还介绍了当时世界上使用大道模型的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的研究与应用情况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回顾往事，感慨良多：生命是短暂的，追求是无限的，可惜过去懂得太少，做得也太少，时光已逝，俱往矣，今后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还很多很重。愿我们携起手来，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全国乃至全球人民的幸福生活，共同努力，再接再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