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涤生（资深院士）

    1978年邓小平为我们打开了紧闭30年的国门，祖国大地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气象万千，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于1948年春从美国留学回国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医疗建设，在教书育才，治病救人方面做了一些贡献；但国门紧闭，难以和国外缤纷的世界医学，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在国门尚未打开的年代里，我们在医学方面虽出现过世界性的成就，如大面积烧伤的治疗，断手再植，以及显微外科的萌芽开拓，但毕竟我们闭关自守，难于面向世界，贡献医学创新；也无法学习他人所长，以补一己之短，偶然获得极少数国外文献资料，往往视若珍宝，相互传阅。
    1979年秋，喜事终于降临到我的头顶上，中央卫生部指派北京积水潭医院杨克非医师和我去印度孟买（Bombay）参加亚洲第一届手外科会议。北京积水潭医院是我国著名的创伤骨科医院，以治疗手部创伤闻名，而我们九院整形外科以治疗手部晚期烧伤畸形为特长，而且在应用显微外科技术修复手部创伤方面拥有先进经验，故此在此次会议上，我所作学术报告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赞赏，对闭关30年的中国手外科学术水平，感到惊讶。这虽然是一个亚洲地区性会议，但除印度，新加坡，泰国，香港地区等学者外，参加者还有来自美国，奥地利和澳洲的几位手外科专家。短短几天会议，我们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会议虽短，规模亦较小，但却为我从此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随后便产生了一系列交流活动，欲罢不能。第一件是在1980年，我首次推荐了我科一位主治医师去美国进修手外科，为期一年，一切来往机票以及在美国期间的费用，均由美方承担。在当时，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好机会，也是我选送青年医师出国培养的开始。第二件是对我自己来说，为我带来在1980年被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去参加在该校连续举行的三个会议（国际手外科讲习班，国际显微外科学习班和第十五届新加坡普外科学术会议，三个会议接连举行，先后达二个星期之久）的机会。在新加坡期间，我和澳大利亚的欧文教授（Earl Owen）和新加坡的Robert Pho 教授加强了友谊和相互信任。特别是欧文教授，当时他是国际显微外科学会理事会主席，他在新加坡和我相叙的日子里，对中国显微外科的水平和我们九院的显微外科技术成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故此决定了邀请我于1981年5月去澳洲悉尼参加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大会。
这样，1981年5月我应邀去了悉尼。我在悉尼歌剧院大礼堂作了几个有关显微外科的学术报告，特别是应用这种新技术进行肠段移植修复食管缺损的报告，为显微外科的临床应用扩大了范围，使广大参会专家大开眼界，给予高度赞赏。在会议期间，我又结识了众多日、美、澳以及欧洲的许多专家教授，会议结束时我被吸收为国际显微外科学会会员，并邀请我在1982年5月去法国里昂参加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这样首次为我开启远赴欧洲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门。
从1979年到1981年二年多时间里，对我来说，是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第一个打基础阶段。
    1982年可以说是我在外事工作中的“丰收年”。在这一年中我连续被邀请去访问了三个发达国家（法、英、美三国），进一步开启了国际学术交流大门，也可以说这是第二阶段的良好开始。
    先从访问英国开始说吧。1982年初，一个英国显微外科代表团，由英国整形外科主席P Townsend率领来中国访问取经，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各医院参观。一天上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陪同他们一行来我九院参观。正值我院整复外科大楼新病房落成，我们正布置了一个图片展览会，以展示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显微外科方面的许多新成果，这给英国代表团很深刻的印象。在结束参观时，Townsend医师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交给我，并轻声对我说：“明年四月请你去英国参加英国第一届显微外科学术会议，也是他们显微外科学会的成立大会”。我当即接受了邀请。至于时间当然安排在法国里昂显微外科会议的前后。这样就为在1982上半年，英法二国之行定下了一个日程表。
1982年春末，我先去了英国访问。英国显微外科学会成员不多，不到百人，在伦敦东面的Bristol市举行，我为是他们成立大会上唯一的外国来宾而感到荣幸。会后主人又安排我去格拉斯哥、爱丁堡、伦敦等城市讲学和参观，都由当地的专家负责接待。英国之行结束后，我随即去了法国里昂参加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会议，会上选我为理事会理事之一。我在会上共做了4篇学术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除我以外，另有中央卫生部委派的上海六院于仲嘉主任和北京积水潭医院韦加宁医生参加，由于他们二位是公派的，而我则是大会邀请，还有讲课费。但最后，我就把这笔讲课费代他们二位付了伙食费用，这可说是我的一份贡献吧。
1982年10月，我应美国整形外科学会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去夏威夷州檀香山，先参加美国手外科会议（在毛维岛(maui)举行），我在会上发表了论文。会毕随大家同返群岛首府火诺奴奴（檀香山），参加美国整形外科第36届全国会议。我这次被邀请主要是在82年美国整形外科教育基金会当选主席，中国整形外科学界最老最好的朋友Garry S Brody教授，来华进行考察后，决定邀请我，作为每年一度的Maliniac基金奖励学者名义去讲学的。在会议开幕后第一天，我向全体大会作一个小时学术报告。这是我1948年在留美学习归国后，再度去访问美国。我在会上向2000余位与会美国以及少数其他世界各国整形外科同道们作了一个小时的报告，内容有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解放后整形外科发展情况，第二部分则是九院整形外科的临床科研新成果，特别是在显微外科、颅面外科及手外科，烘绑治疗肢体淋巴水肿方面等的新技术。讲毕获得了全场起立式的热烈鼓掌，使我这个阔别34年，重新回到当年不远万里来美国进修整形外科的莘莘学子，被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次参加美国整形外科年会的影响极大，使我国九院整形外科和显微外科的声誉从此遍及了全世界各国和地区。在1979年初次出国形成的小雪球，经过3年不断滚动变大，已滚成了一个大雪球了。这个雪球经过夏威夷珍珠港的海潮冲刷，不是融化了而是愈来愈大，愈来愈坚实了，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影响所及迄今仍未消失。会后，Brody又为我安排了去美国大陆讲学，先后到了洛杉矶，又去了旧金山，明尼苏达等地进行访问讲学。我又认识了很多美国一流学者，如William Shaw，Henry Kawamoto，William Littler，Lar Vistnes，Harry Buncke，Bryant Toth等美国整形外科著名专家，迄今我和他们几位仍保持着通讯联系。
1982年法英美三国之旅获益极大，我因此得到了成为美国整形外科学会通讯会员（1982），终身荣誉委员（2008），国际显微外科学会理事会成员（1983），国际颅面外科学会终身荣誉会员(1986)以及英美法多个大学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同等荣誉称号。而更多地是和世界上许多整形外科以及相关学科专家，学科领头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及建立了深厚友谊。
    1982年开始，我的外事活动雪球开始向世界各国滚动，雪球滚动范围愈来愈大，又开始了一个新起点，简述起来，我不断接受许多国家同行的邀请，不是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就是邀请去讲学，由于我从事这新专业，开始涉及国际上多个专业，除整形外科，还有颅面外科、显微外科、淋巴医学、手外科以及美容外科等等。故此涉及面较广，出国比较频繁，在80年代至90年代20年中，我先后应邀访世界各国，足迹踏上了英、美、法、印度、泰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士等国家。前后20余次，除留学外，我们还和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几个国家订立了双边合作协议，在手外科显微外科等方面互派青年医师赴对方大学进行6至12月的专科培训和学习，令我引以为荣的是一位法国医师Masgnelet在九院进行了一年的培训后，回国后工作了几年，后来居然担任了法国显微外科学会主席。而在我方则是我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曹谊林教授在1990年去美国完成一年的进修培训结束后，寻找机会，自找出路，终于在组织工程新学科方面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波士顿麻省大学J Vacantti教授的指导下，首先在裸鼠背上培养出一个人形耳廓，一时轰动了全世界生命医学界，为组织工程学的实验研究及临床应用开辟了一个源头！他先后在美国停留了8年之久，终于在1998年回国在上海九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组织工程实验研究中心，他连续二届担任了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在这里，我想再谈一下近年来在上海召开的四个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的情况。
    在2002年10月，我科应亚太地区颅面外科学会主席D David的委托，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亚太颅面外科学术会议，我原是这个学会理事会的创始委员，前几次的会议，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印尼和菲律宾举行，我因事均未去参加，我接受了委托，筹备了这第4次交流会议，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会议于2002年9月中旬在上海会展中心举行，会议开了三天，第二天分三个小会场举行，共有国内外来宾近300余人参加，亚太地区各国如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美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等代表都来参加会议，大家欢叙一堂，交流20年亚太地区颅面外科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的经验，十分获益。由于我们会前的精心筹备，会议进行顺利，会议过程中，几乎场场都是爆满，无人缺席，亚太理事会一致给予好评。
    美容外科的发展可称是最晚的亮点，但又是一门非常热门的新专业。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故此对美容的要求迅速提高，九院整形外科一下被求美的人们所向往，门诊若市，美容手术倍增，而且名望不胫而走，声誉卓著。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美容外科同道们亦相继开始来上海和我科交往。我于2002年被世界美容外科学会聘任为第四届世界美容外科学术交流会主席，在2004年3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学术学术交流大会。参加会议外国专家有350余人，加上国内参会者共计800人，堪称为一个规模宏大，收获丰盛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会议上，我本人被国际美容外科学会聘为理事会名誉主席和南美洲美容外科学会荣誉会员，巴西美容外科学会主席和印度美容整形外科学会主席都授我以荣誉委员、会员的资格证书。会议结束后，理事会成员普遍赞评，“此次会议办得成功，今后有机会要再次来上海开会，访问”。
    此外，我科在2004年3月25日至27日，又接受了美国一个国际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微笑行动”（Operation Smile）的委托，在上海召开第一届“The Roger Anneberg”国际整形外科学术交流会，由我担任大会主席和组委会荣誉主席，曹谊林教授为主席。
   “微笑行动”是一个长达20余年的唇腭裂畸形的慈善行动。我也曾在20余年前，该会第一次在杭州市整形外科医院首次活动时参加过筹备和主持工作，并被聘为该组织顾问，这次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整形外科国际会议是他们试图扩大他们的活动规模和工作范围，故此建议和我科进行长期合作。初步协议今后每二年在上海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聘请国际整形外科著名专家教授来参加会议，交流新技术，并计划未来在上海建立一个“亚洲整形外科医生培训基地”。2004年3月的会议召开时，共有近400人参加，其中外宾50余人，会议在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上海市杨晓渡副市长参加开幕式并致祝贺词。此次会议也取得了很高评价，群众反映说“每次九院召开的会议，总是有很高水平，我们信得过，以后每次会议，我们都会来参加的”。
    至于1989年的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大会，自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第九届会议理事会决定后，我们花了近三年时间，进行各项筹备工作，中间我还曾去过巴黎，向理事会议汇报筹备工作情况，理事会也二次派员来沪进行了解，检查筹备情况。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筹备班子，由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金坚，广东中山医科大学朱家恺教授等都来参加和主持，我担任了组织委员会主任和大会主席，报名参加会议的外宾约已有400余人（包括夫人），估计与会中外人士可达上千人，我们预定了锦江饭店大礼堂会有人满之患，但出人意料的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两天后我先后接到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个长途电话，说由于此事国际理事会决定取消在9月初召开的第十届会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大会的取消不但使我们近三年的辛勤筹备工作付之流水，更有影响的是从此国际显微外科学会理事会中没有了我国的理事名额，而为台湾省的学者所占据。我们何时何日可以重新进入这个国际学会，犹待我们全国学者们的努力争取！
    在此同时，在我连年滚雪球式的外事交流活动中，到处寻找机会，为我的青年学生医师们寻找对口专业，推荐他（她）们去进修学习，或有计划地派出专业小组，作目的性更强的专业培训。到2002年为止，我先后送出去出国进修，短期学习，参加会议等青年医师共计80余人次（有些是多次派送出去），在这群医师中绝大部分是我科学生，但也不排除其他学校的专业人员，如二医大瑞金医院烧伤科的兰桂佩（法国），华山医院手外科的吴敏明（法国），北京北医三院的王学甫（英国）以及青岛401医院的杨医师（新加坡），杭州的韩凯、王秋月夫妇（美日）等多人。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去国外进行培训的青年医师，绝大部分都学成返国，在各自单位作出应有贡献。
1982年美国之行时，我参观了加州大学Irving分校附属Downey手功能康复治疗中心。我为它的设备、规模、制度、人员以及其他的条件的优越，深深折服。令我感悟到，几乎任何整形康复手术，手术只能说是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在术后进行理疗，体疗以及其他治疗所给予的总体疗效。我们过去虽然也认识了这点，但大多只限于口头嘱咐病人如何进行，却没有给予具体措施来执行术后的康复治疗。这个中心的一切条件要比我在1979年在印度孟买市中心医院Joshi医师那个土法上马的要现代化得多了。我随即和Dr Brody说，请你允许我派一个小组来这里学习半年，然后我们可以回上海去开展这项手术后的康复治疗，他慷慨应允。1983年我选送一位医师和二位护士组成三人小组前去Downey手功能康复中心学习，不用说，他们三人的一切费用都是由美方支付的。学成后他们回来开始筹备创建，迄今已形成一定规模，服务病人。
    外交雪球滚动20多年来，在春风徐徐吹拂下，愈滚愈坚实，愈来愈壮大，我们九院的名声成为国际上一块名牌，不少学术权威来上海参观访问后给予极高评价，如当任国际整形外科主席Dr Antia曾评说“上海九院的整形外科是整形外科专业里的一本百科全书”，新加坡一位教授和日本的一位专家都说“这里是‘亚洲的骄傲’”。我们听了，很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当然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感和促进我们继续前进的作用。我也因此在1989年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任命为二医大外事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
    我个人非常幸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和大家一起，推动了这个外交雪球不断向前滚动，努力把我国整形外科专业推上了世界层次，达到“令天下英雄尽折腰”的高度，我所从事的整形外科专业也通过以上的各项交流，而扩大到整形外科、显微外科、颅面外科、淋巴学科、美容外科等多个领域，并被纳聘为多个国家多个学会的荣誉会员、终身会员、学会理事成员等。当然这些成就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我依靠的是国家的强大兴旺，还依靠我的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我培养了年轻人，他们更为我撑腰。要是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一个人也会是无所作为的。而且，20余年来，使朋友遍天下。我之所以能够把外事交流工作做得较好，也是离不开我的个人努力和多方面的“储备”的，现总结几条经验以供大家参考。
    1 外语基础。从事外事工作，离不开掌握基础外语，至少能掌握一门外语，能掌握2～3门外语则更佳，很可惜我只会英语，其他语言都学得半途而废！我的英语是在高中时代打下基础，去美国进修学习期间，有和老外直接接触的机会，故此有了较快的进步，但要是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同伴们相比就差得多。可是“只怕不讲，不要怕讲错”，就是讲错了语法，老外是不会笑话你的！这样二年下来我在口语方面，打下了较良好的基础，自评一下，80多分总是有的。这个80多分的口语成绩，说也奇怪，就一辈子地储存在我的大脑里了。1979年我再次出国，首访印度时，30多年过去，居然在孟买会议上应付自如。如果没有这样的语言基础，我想在初访印度时，我是没法一下子就形成这个雪球的“核心”的。在此过程中，特别是80-90年代初期，我几乎每个星期日休息时间都是在书桌畔使用我的那架从美国带回来的老式“Royal”打字机上渡过，为世界各国朋友打印书信，联系工作。
    2 专业成就（临床和科研成果）。这是出国交流重要基本要求之一，当我站在国际学会的讲台上，侃侃而谈“中国经验，九院成果”的时候，我是代表着国家科学技术成就和水平，以示范于全球同行。故此在每次我讲完论文，听到掌声响起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强大的祖国在为我撑腰，我的成功是祖国的支持和培养分不开的。在以后的交流活动中，我的任务愈来愈多，后来在每个会议上，组织委员总会把小组会议的主席请我和国际专家共同担任，我可以和国际同行平起平坐，我感到高兴，我感到幸福！
    3 硕果更新，日新月异。我从1979年开始，到90年代中的近20年中每年都几次去国外进行讲学、访问，还得常有更新的学术报告内容，和新的科研成果，才能吸引大家，给予观念上的更新和认识上的提高。要是老是在旧课题、老资料上面“打滚”，我就会被听众所丢弃了，故此学术水平还得年年更新，每次提高，这才是要获得世界公认的又一重要环节。有一位来自新加坡大学的老朋友，整形外科主任教授S T Lee，我们几乎每次在会议上都会见面，有一次他问我“T S ，你怎么能每年出席会议，都有新成果带来作报告呢？”我回答说：“如果我没新东西带出来，大家还能理睬我么？”这说明在那些年月中，我在春风吹拂下，真能做到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整形外科各项小专业中，年年有更新，次次有不同，科研成果为我开道铺路，走上世界舞台。
    4 坦诚相待，善于交友。老实说，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太善于交际的，我的口才，从小开始就不太好，讲话不太流畅，但我却有一种自知之明，“不会说话就多练练吧，”起码要做到“敢于开口，勇于发言”。此外，和别人交朋友，特别是外国朋友，你必须先尊敬别人，而又不失自尊自重。我以诚信为本，以礼相待，这样就能得到老外们的尊重，特别是在那个阶段，在我旅行的路途中还经常住在老外家里，这样就更有机会和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接触，就有了更多机会和他们，建立了家庭式友谊。记得从1985年开始，每次应邀出国，连夫人也可以被邀同行了，这样就更容易建立了家庭友谊。我妻子张筱芳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是所教会大学，英语基础较好，也能讲上几句英语，这样就更能两家相识结交，连儿女们也是你来我往的。当他们举家来上海访问时，我会邀请他们来到我家，宴请款待他们。当然第一次举行这种家宴时，我是得到医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同意的，以后这也就成为一种常规！
  在我和外国同行交往中，老外常认为我很诚信（Honest）友好（Friendly）和和善（Kind），但有位美国老朋友Bryant Toth却别出心裁的赞扬我，张教授么，他很“Charming”。这个词译意为“可爱”，我“可爱”么？我有另一位朋友问他到底何意，他说“张教授对人和蔼，非常容易成为朋友，年龄虽大，心情不老，是个老孩子，容易接近，兴趣广泛，大家都喜欢他，我们美国人就会用上Charming这个词，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的外事交流雪球确是愈滚愈大，九院整形外科的名望的确已无愧地站立在世界前沿，这个雪球愈滚愈远，其直径和重量也愈来愈大，但时不待人，在20世纪90年代，我病了1～2年，1999年秋我和老伴被邀请去了意大利Gubbio市参加意大利整形外科第34届全国年会，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国，那时已经是83岁高龄了，回来后不久我的老伴就病倒了，终于在2007年2月25日去世。我也已力不从心，从此中断了我的外事雪球滚动梦，推不动了！
    好梦乍醒，梦境依然在回忆中，我此生的外事交流也从此告一段落。现在虽然我依然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毕竟已是个配角，不可能还当主角。但可惜的是如今我国整形外科学术界似乎还缺乏杰出外事人才，可说后继乏人。许多国际学会重要职务，多为台湾学者所拥有！谁来挑此重担，谁来继续推动这个外交雪球，推向天涯，滚往海角，我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