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记者: 张宝山 时间：2013-09-10

    2003 年突然暴发的一场“非典”，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传染病防治。传染病防治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作为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各级政府对传染病防治承担着重要责任。

    构建防控体系

    在总结抗击“非典”经验的基础上，2004 年8 月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出台。随后国务院相继发布了一系列配套行政法规，各地各部门也制定、修订了多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非典’催生了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又催生了整个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新一轮的建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

    “作为行政部门下属的技术机构，疾控中心在国家、省、市、县这四个层级都有设立。” 杨维中告诉记者，国家疾控中心是2002 年1 月依托它的前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的，省、市、县的疾控中心是由原有的卫生防疫站实行疾控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后产生的。

    “中央过去没有国家防疫站，过去是预防医学科学院，是个研究机构，疾病防控的功能是很弱的。”杨维中说，国家疾控中心成立以后，职能有所改变，现在是以一流的科研来支持、服务一流的疾病控制工作。

    记者了解到，地方各级的卫生防疫站过去就是监督、监测、疾病控制、科研培训的机构。

    改为疾控中心后，职能转变不大。2004 年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后，中央和地方加大投入力度，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功能完善、反映迅速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初步构建起来。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亮点就是实行了传染病的网络直报。” 杨维中说，全国包括乡卫生院在内的几乎所有医疗机构若发现了传染病病例，只要轻点几下鼠标，马上各级疾控中心都能收到详细的病例信息，这为传染病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实验室的建设得到了很大加强。我国四级疾控中心都设有实验室，有一些能级上的划分，但几乎所有常见传染病的病原体在这些实验室都能做。”杨维中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这些实验室基本都能确诊常见的传染病，然后给出防控建议。当然这些实验室都要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比如H7N9，每个省的首例都要送到国家疾控中心来确认。”

    落实防控措施

    相对于发现传染病，进行堵截、防止扩散而言，疫苗接种更是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在2007 年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由6 种扩大到14种，预防的传染病病种由7种增至15 种。2009 年医改实施后，又增加了15 岁以下人群乙肝疫苗补种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有疫苗接种的这些传染病消除得都非常好。像麻疹、脊灰等都有疫苗，脊灰导致小儿麻痹，1964 年我国有4.3 万例，到1994 年以后中国再没有本土的小儿麻痹。”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说。

    杨维中告诉记者，比如乙肝，在我国1992 年的时候感染率为10%，1992 年以后国家开始推广乙肝疫苗的接种，尤其是给新生儿进行免费接种，再加上医院的严格管理，减少医院的传染，到2006 年的时候，做了和1992 年有可比性的调查，结果得到5 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率只有0.97%，降了10 倍多。

    “简单地说，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搞好了，传染病防治也就搞好了。” 杨维中说，农村改水改厕工作做好了，也就是粪便处理好，饮水搞好，那么肠道传染病、寄生虫传染病就会大大减少。反过来，没有搞好公共卫生，或者公共卫生措施难以实施的，传染病预防起来就要难得多。“比如说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在城市明显地少于农村。手足口病多发于人口密集的、环境卫生比较差的地方，再加上手足口病现在没有疫苗，所以病例比较多。”

    传染病具有未知性、突发性的特点，针对新发传染病，疾控机构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新发传染病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也不是拿它毫无办法，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地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做好监测工作，传染病的监测是传染病防控的最最基础的一件工作。” 杨维中给记者举了监测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的例子。

    2009 年4 月份之前，全世界最关注的是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都认为它会成为下一次流感全球大流行的病原体，并且它的发源地就会在东南亚，就会在中国，在中国的南方。全世界都盯着这一点。真是很巧，2009 年的一月份到二月份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大陆发生了8 例H5N1，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都是至多几个月发生一例，很多时候是一年一例，现在集中发生8 例。这令杨维中特别紧张，心想难道不幸被言中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地、默默地做好监测工作。一直紧张到二月份春节以后，却没有发现新发病人了。可到了四月底，墨西哥却突然暴发了H1N1，成为了当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

    “监测，就是连续系统地把病毒收集起来，不断进行分析、比对，看病毒是不是不断在变异，往哪个方向变异，是往更容易传染给人的方向变，还是往相反方向变。‘非典’就是这样，传着传着就消失了，到2003 年6 月份全世界就宣布疫情解除了。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自然消失了。” 杨维中说，如果平时不把监测、观察工作做好，到头来，传染病一出来，很容易失控，得随时提高警惕。

    做好防治结合

    传染病防治分为“防”和“治”两个环节，疾控机构的职责是“防”，医疗机构的职责更多是“治”。

     传染病的发现往往首先是在医疗机构，不是在疾控中心。“疾控中心都是后续的工作，传染病的发现、控制应该有三个环节。”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第一环节是患者感染了传染病应该及时去就诊。第二环节是患者到了医疗机构，能够很快的确诊，并能够现场控制，不要让疾病传播出去。第三环节就是医疗机构进行报告，疾控机构联合多部门尽快处理。

    “这其中，第二个环节，医疗机构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医疗机构是传染病预防、发现、诊断、报告、救治等传染病控制工作的重要环节和责任单位。”王陇德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有着重要职责。“病人生病以后，一般首先到医院去看病。所以大部分传染病的发现和报告是临床医生作出的。医生救治好一个病人，就是消除一个传染源，减少了一个传染他人的威胁。医生把病人隔离在医院救治，也是减少传染他人的威胁。”

    近些年，国家不断完善传染病医疗保障政策，制定了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对重大传染病患者实行医疗费用减免政策，将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障和医疗救助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传染病患者纳入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

    范围。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对血吸虫病、包虫病、疟疾等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和住院治疗补助。

    在传染病的治疗中，当然也包括其他疾病的治疗中，杨维中认为，对滥用抗生素的管制是政府卫生部门当前的一项紧要任务。“2012 年，卫生部发了一个历史上最严厉的文件，就是对抗生素的管制。” 杨维中指出，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病原体产生耐药。抗生素、人的免疫力都是对病原体的压力。病原体为了躲避人类对它的杀灭会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异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在美国买枪支比较容易，有持枪证就可以买，但买抗生素很难，必须要处方。” 杨维中说，“过去中国很容易自买抗生素，几乎家家都自备抗生素。很多人稍微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吃抗生素。最近些年抗生素的管理大大加强，希望今后临床医生、公众对抗生素的使用要更加严格，否则大家都会成为受害者。”

    “现在不光是人类使用抗生素过量，包括动物的使用也有些滥用。现在为了高产，采用密集的养殖方式，一个房子里面几百只鸡、上千只鸡，不得不用抗生素来防病。可如果抗生素在鸡体内没有代谢完，还有残留，再通过食物链转移给人，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杨维中指出，作为政府的责任，这些事要高度重视，不要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才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