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闲读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有感于钱老涉足的领域及其发挥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常人难以企及，被誉为“20世纪百年一遇的伟大科学家”实不为过。这也不禁使笔者想到科学精英的角色问题。

　科学精英在其一生中兴趣广泛、角色多重，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天才又是科学大家，大科学家牛顿与宗教和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因斯坦关心并深入研究哲学和伦理问题，约里奥•居里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不懈斗争，等等。在中国科技事业迅猛发展但也问题重重的当下，分析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与功能，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的诸多理论里，虽然对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与功能已经探讨得相当深入，但支持其理论的基础和依据，却完全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科学精英发挥作用的模式，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科学精英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总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因为中国的情况确实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的教科书没有分析中国故事。

　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科学体制的发展道路——尽管这其中也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在中国式科技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科学精英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特殊的。

　那么，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科学精英的科学活动和贡献及其与西方的差异呢？钱学森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多重角色担当，为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支撑和理论解释方向。

　钱学森的角色是多重的。他不仅是杰出的应用力学、系统工程与航空技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发展道路上、在做出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重大决策上、在建立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和组织上，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在其他领域，他的见解也影响巨大，比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科技工作者而言，他是专家和老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他的意见和建议左右着决策的方向；对大科学工程的攻关而言，他是领导者、组织者与决断者；对广大民众而言，他是奉献的典型和学习的榜样。

　除自身深厚的学术素养外，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精英之所以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主要是时势造英雄，新中国科学事业从无到有，需要“内行”的领导，举国办大科学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把他们推向了前台。从领衔具体的科学研究，到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再到推动整个国家科技体制的改革完善，为国家发展与决策提供战略咨询，就构成了一幅中国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转换之路。

　此外，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新中国的巨大科学成就，极大地提振了整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国家力量的极力宣传渲染下，深入人心，无形之中大大提升了中国科学精英的英雄形象。由科学精英挂帅推进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和制度创新，已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这样，中国科学精英就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而转变为战略家，尤其是在晚年，他们甚至已经成为社会贤达、精神偶像、全民榜样。

　中国科学精英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角色转换，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即他们白手起家在组织领导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这种本土经验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新中国科学技术体制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专家治国”、“专家参政”一直是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更多的是科学共同体作为智库在国家政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则更多的是科学精英个人在国家政策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经验模式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合理性也不是永恒的、天然合理的。如果说老一辈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是时代赋予的，在只讲奉献的道德精神和高尚人格的支配下，合理而富有成效；那么现实就是科学精英的角色异化遭到了人们更多的抨击。对于当前中国学术界而言，科学精英由于受到名、利、权的诱惑，非常有可能成为垄断科学话语权、霸占科学资源的学阀；在制度缺位的情形下，科学精英存在滥用权威的倾向。此外，在社会场域中，科学精英的权威也存在被泛化的可能性，不管是不是专业，是不是有时间，四处兼职，四处发表意见，甚至成为“明星”般的人物。这种泛滥与异化，如何正确认识和规范，不仅需要道德的力量，恐怕更需要制度的补位与制度权威的树立。

　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阐释中，难觅中国科学家的影子，其理论体系也难以很好解释中国的情况。中国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历史与现状，为我们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与决策机制的起源与发展，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或许，这也可视为钱学森时代意义的另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