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91岁的我军科研战线的一代宗师，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翠芬与世长辞。九十一载沧桑磨砺，六十载忠诚奉献。如果说，黄翠芬的一生是本感人至深的巨著，那么，四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大阅兵，则是最好的脚注。

　1959年：第一枚军功章

　1959年国庆大阅兵，是黄翠芬回国第9年、参军第5年，她戴着第一枚军功章前来观礼。

　1948年，黄翠芬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细菌学，获硕士学位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后，她与丈夫冲破美国移民局的百般阻挠，登上了一艘开往祖国的货船，在海上漂泊56天后回到祖国。

　1954年，黄翠芬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经过4年努力，她与庄汉澜、王明道等人研制出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她本人因此荣立三等功。

　1984年：模范科技工作者

　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再次登上观礼台。这次，她因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技工作者”而受邀。

　文革期间，丈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本人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然而，同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儿女们不止一次问：“您后悔回国吗?”她总是坚定地回答：“不!”

　1982年，一位比利时生物化学家到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看到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所谓的“实验室”，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隔热层用的竟然是一道道棉帘。“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这位国际同行感叹道。

　1999年：五个科技进步一等奖

　走上“世纪大阅兵”的观礼台，78岁的黄翠芬献给祖国的礼物是沉甸甸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要不是“老太太”眼光敏锐，确定好方向和选题，团队哪有今天的累累硕果?因此，无论黄翠芬署名与否，科研团队都习惯把她的功劳摆在前面。但这话“老太太”不爱听：“主要工作是你们做的，不应该扯到我的身上。”

　2009年：年富力强的科研团队

　这次大阅兵，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其中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88岁了，她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搞科研，但她觉得自己的事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兴旺——在她身后，活跃着一支支年富力强的科研团队，其中有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候选人……

　近年来，黄翠芬通过自己在国内外的关系，介绍了几十位学生出国学习、开阔视野，而后又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回国建功立业。如今，这些年轻人都已成长为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骨干。

　“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在给母亲的挽联中，长子周哈阳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