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在罗沛霖遗体送别仪式上，相濡以沫近八十载的老伴杨敏如，轻拭了一下泪水说：“他这是自然归队了。”

  

罗沛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于2011年4月17日0时5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8岁。

  

  

1913年12月，罗沛霖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193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我国科技界多少年来都称罗沛霖是“红色科学家”。因为在1938年，罗沛霖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那里，他加入中央军委三局，参与创建了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并任工程师。他和同事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做出了60余部电台送往抗日前线。

  

几乎是突然间，罗沛霖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那是1947年，党组织希望他能够找机会到美国留学，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储备人才。次年，他带着地下组织资助的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1949年，比罗沛霖小12岁的郑哲敏与他成为室友。彼时，罗沛霖35岁，精力不比郑哲敏这些年轻人，他常说自己“考试只要及格就行”。但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善于抓要点，有很好的学习方法，后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

  

当年，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海外学子中颇有影响，罗沛霖是加州理工学院支会负责人。郑哲敏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包括自己、罗时钧在内的数名归国学子，多少都受到罗沛霖爱国热情的感染。

  

罗沛霖与“两弹元勋”钱学森的深厚友情，持续了近80年，两人在上海交大时就已非常要好。罗沛霖到加州理工学院留学，也出自钱学森的建议和推荐。

  

在美国每到周末时，罗沛霖都要带着香港《大公报》和纽约《华侨日报》到钱学森家，给他传递国内的最新动态。因为钱学森身份特殊，不方便订阅。当然，钱学森、蒋英夫妇也会招待罗沛霖一顿美餐。直到他们都回到国内，罗沛霖和郑哲敏等也会带着夫人，前往钱学森家小聚。

  

郑哲敏回忆，那时罗沛霖青梅竹马的爱人也会频繁从国内来信，于是他们同学间早就从信封上得知，罗夫人叫杨敏如。

 

1950年，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加之朝鲜战争造成时局紧张，罗沛霖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向导师提出了提前口试答辩。答辩后不久，郑哲敏等人就送他和鲍文奎、赵忠尧、罗时钧几人一起上船离开美国。

  

上船时，行李管查很严，赵忠尧自己新编制的教科书《量子力学》都被扣了下来，而罗沛霖因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买的几十张密纹唱片倒是顺利过关。忆起当年，郑哲敏笑着说：“出发前一晚，罗沛霖连夜把唱片的包装拆下来，但他的行李还是非常沉，我还帮他拎呢。”这些唱片，罗沛霖保存了很久。

  

罗沛霖当时并不知道，船开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到学校寻找他的下落。他在船上完成的博士论文，由郑哲敏整理、打印后递交。而他的博士毕业证，直到1954年，校方才通过钱学森转交给他。

 

  

回到国内，罗沛霖就投身于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后来更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1～1953年，他参与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的创建，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罗沛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正是在这个规划中，中科院电子所、半导体所、计算机所、自动化所的筹建被提上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记得，1958年，他在中科院电子所参与研制超远程雷达，这是十二年科技规划在电子领域启动的第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罗沛霖是项目负责人之一，被大伙亲切地称为“罗博士”。

  

当时大家都不太有经验，主要是根据主观需要制定技术要求和指标，罗沛霖却熟悉国际上正在发展的各种新材料和新器件。他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使中国在继美国之后，成功观测到月球回波。

  

1973年全国计算机联合组成立，清华大学为组长单位，由罗沛霖主持，意在研制我国最早的通用计算机。因而罗沛霖那时经常到清华大学走动。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吕文超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当时罗沛霖正在研究集成电路元器件设计，希望能够提高加法器的算法，他时常会带着自己的文章，与王选、李三立、吕文超等人探讨。“他那时已是‘大家’，有点想法也还会听听‘小字辈’的意见，非常谦虚。”

  

DJS-130（DJS-100为小型通用计算机系列）的CPU是采用国产集成电路设计完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三立也是当时计算机联合组成员，他表示，这是我国计算机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在能够批量生产的计算机中，CPU和其他部件（包括磁芯存储器）均由我国自己设计和生产。“这和罗老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DJS-100系列批量生产以后，罗沛霖又十分关心其应用。李三立回忆道：“罗老还亲自带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师，到应用单位去推广DJS-130。”

  

此后，罗沛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微处理器、光纤、光盘，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电子工业的3个重要新因子。

  

1980年，罗沛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根据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回忆，198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咨询报告》刊登了罗沛霖《关于促进我国计算机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研究》一文，“这是在大量调研和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示：在‘八五’计划中适当采纳。从而推动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

 

罗沛霖对科技新方向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他把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光纤技术、光电子技术、雷达新技术、卫星通信等作为工作重点，在这些领域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门新兴学科，试图通过模拟人脑神经系统加工、记忆信息的方式，来研制具有类似人脑信息处理能力的机器。

  

1987年，罗沛霖到美国访问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性。

  

吴佑寿称，罗沛霖回国后立即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推动有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1990年，首届中国神经网络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8个一级学会——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物理、数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会—— 组成跨学会的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CNNC）。

  

  

罗沛霖治学广博而又精通，为人处世却甚是低调，用郑哲敏的话来说，他这位老哥们儿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向来“什么要求都不提”。也许，罗沛霖“知名度”最高的工作，是倡议并推动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2年，他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和侯祥麟等6位学部委员再次讨论成立中国工程院。师昌绪说，罗沛霖字斟句酌，完成了上报材料《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两院的合作问题、工程院院士的资格与入选标准等等。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罗沛霖发表的论文覆盖面很广，级别也很高。不少论文都是在他耄耋之年后，一笔一画写成的，每有发表都引起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近九旬时，他还获得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

 

晚年，罗沛霖更多专注于软科学研究。

  

师昌绪认为，他不但对推动我国电子计算机、雷达、集成电路等方面作出贡献，对我国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如发表在《技术科学发展与展望——院士论技术科学2002年卷》的一篇文章，“罗老从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来论述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而不只是发表一些思想或建议”。

 

今年两会期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而罗沛霖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在信息时代之后，来临的应是一个文化信息时代。他的前瞻性思维可见一斑。

  

谦和、认真、开朗，是熟悉罗沛霖的人对他共有的印象。

  

李三立最后一次和罗老见面，是在清华大学纪念孟昭英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当时罗沛霖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上汽车时，一条腿已经很难迈进车内了。李三立说：“是我帮他把腿放进车内的。即使如此，他还远道来纪念孟昭英先生，这也让我们这些后辈十分感动！”

 

甚至在九十岁出头，罗沛霖身体还很硬朗的那几年，每到春节，他都会和杨敏如一起用电脑设计贺卡，放上老两口的照片，罗沛霖还会用笔写上他应景创作的诗赋，做好后寄给钱学森、郑哲敏等人拜年。他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也成为可爱的人。

 

4月22日，得知罗沛霖已然仙逝，师昌绪说：“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他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