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09年10月31日，一场近年来罕见的大雪，簌簌散落京都的每一条街衢，铺洒幽燕的座座峰峦。

    一代科学巨擘、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安详地走了！

    老人走的淡然、恬静、肃穆，嘴角依然挂着那征服世界的“钱式微笑”。

    我们更愿意相信钱老是到另一个时空中为他钟爱的科学事业远征去了！昔人已成追思，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奋发图强的科技星河中，“钱学森”无疑是最夺目璀璨的恒星，他震古烁今的历史贡献和弥足珍贵的宝贵精神遗产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作为曾经在钱老身边工作学习的一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尽管大病初愈，可谈及与大师相处的点点滴滴，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思绪也随着记者的追问重回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钱学森 

    记者：王院士您好，我们知道您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其实您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您是钱老生前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请您谈谈跟钱老的渊源是怎样的？ 

    王永志：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大名，是1953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学校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国无端阻挠，声援钱学森回国”的群众大会，刘仙洲、梁思成等许多学界名流纷纷上台发言，声援遭美国扣压拘禁的钱学森。当时我心潮澎湃：大洋彼岸还有一位如此了不起的中国人，连美国人都不愿意放他回来！后来我到苏联学习火箭技术，钱老出访苏联，利用访问间隙，钱老轻装简从，悄悄到学校看望留学的同学，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国家，这也是他老人家回国后唯一的一次出国经历。我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后，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钱老是该院的首任院长。后来有幸一直追随他，转战戈壁大漠，亲身见证了我们伟大祖国“两弹一星”的辉煌创举，耳濡目染，令我终生受益无穷。

    记者：在您眼中钱老是一位怎样的人？

    王永志：“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是钱老的真实写照。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者、奠基人，也可以说是中国航天的第一人！历史地位无人可及。记得1955年他回国后，当时党中央也在考虑“两弹”的发展，究竟搞不搞？能不能搞成？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不要说造导弹，就连拖拉机也造不了。毛主席、周总理派人请教钱老，钱老的回答掷地有声：“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钱老从踏上祖国的土地那天起，就把对党和人民无限的挚爱深深扎根在祖国的热土中。他亲自点将，组成了“两弹”攻关的专家队伍；他亲自授课，给从未见过导弹的中国技术人员讲解导弹火箭技术；每次发射试验，他都亲赴现场，与大家一起风餐露宿，总结经验，引领方向。在攻关“两弹一星”的科研大军中，钱老始终是开拓者、领头雁、主心骨！

    “我的生日礼物很多，这件（神舟一号模型）我最喜爱” ——钱学森 

    记者：在您和钱老接触的过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王永志：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后，正好赶上钱老88岁生日，我带上一个飞船模型和一张贺卡去看望他。因为来看望他的领导很多，我就将礼物交给了他夫人蒋英。钱夫人后来告诉我，钱老将神舟一号模型摆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醒来总是看不够，他告诉夫人：“这件礼物我最喜爱！”在钱老心中，他最看重的不是什么物质享受，而是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

    “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注重培养帅才” ——钱学森 

    记者：耄耋之年，钱学森仍然手不释卷，勤于学习，他念念不忘的是科技领军帅才的培养。

    王永志：钱老关心人才培养是一贯的。1955年回国后，他在很多场合表示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主要是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才，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感同身受。他在“文革”前就提出：“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培养科技帅才”。他老人家指的将才是科技骨干，而帅才则是在前沿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虽然现在人才辈出，但钱老感觉到我们在国际上出类拔萃的人才还不是很多。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应该像钱老那样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以前申请研究课题时，并不会去想将来得奖金，或者两年以后报成果这些事。我们现在干什么都想报个成果，拿个奖。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愿不久的将来，杰出人才和世界著名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后继有人，这一天早日到来就是对钱老最好的告慰。

    记者：建国之初很多优秀人才都想回来建设祖国，现在有点本事的人就想着出国，虽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您觉得未来我们的科学事业要想再出现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哪些方面还需提高？

    王永志：航天方面要通过重大工程项目带出来。从一开始钱老提出力学是基础科学，航天技术更是一个重大工程项目。我们要培养真正的人才，就需要通过这些大的重点工程把人才带出来。比如我们发射了很多卫星，不管是气象卫星还是资源卫星、海洋卫星，都带动了一批人，特别明显的是载人航天工程带动了一大批年轻人上来。航天科技人才不是靠写论文，不是搞学术研究，而是靠工程项目把人才锻炼出来的。一方面需要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工程实践，有一些实践基础是书本上没有的，即便人家告诉你也体会不深，真正干了以后才能体会到宝贵经验，这些不是书本上能够告诉你的。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 

    记者：据说您第一次担任装备型号总师是钱老推荐的？

    王永志：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在他心中，人是不分尊贵卑贱的。钱老常说，“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1964年，刚3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泄出来一部分呢？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钱老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我“很会逆向思维。”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深情地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 

    记者：纵观钱老的一生，他不仅以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风骨。与老人家异乎寻常的“事业心”相对应的，是他超乎常人的“平常心”！

    王永志：是这样。钱老曾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记者了解到，钱老有着真正的科学家的风骨，他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他在多种场合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他不但说到，而且还做得最好。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一直住在六十年代的旧房子里。为他配备的专车他认为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钱老的专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他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