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百年人生（下）

　　讨论班这样开展活动：主持人简单介绍之后，邀请主讲人做1到2个小时报告，大家提问讨论，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气氛非常民主。每周一次的讨论，钱学森都参加，最后还由他作小结。邀请的专家不仅涉及工程、气象、数学等自然科学，还包括哲学、心理、行为科学等诸多社会学科，多学科、上中下游交叉集成，跨度大，视野宽，话题广泛。叶笃正、吴文俊、许国志、马世俊等都作过报告。讨论班重在讨论，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说，注重讨论是钱老一生倡导的重要学术思想方法。

　　讨论班最大的成果就是钱学森提出了综合集成方法。

　　1999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钱学森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钱学森退休之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系统工程理论的推广和应用之中。

　　他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仅仅囿于航天技术领域，而是用系统的眼光去研究社会、军事、信息、农业、人才、经济、环境、法治和哲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全部有机地囊括于他的研究视野。

　　在钱学森的积极倡导下，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了学习、运用系统工程的高潮。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综合集成进行系统科学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上推广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建设以加强国家层面的科学决策。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被钱学森称为“大成智慧工程”。他把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集体也称为总体设计部，但其内涵与外延已比原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大大升华和发展了。

　　1991年，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钱学森的汇报，肯定了他提出设置国家级总体设计部的建议。

　　钱学森老骥伏枥，思维活跃。他一生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并坚持分类剪报归档，阅读之认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近几年，钱学森年迈卧床，他的床榻上架着一个小型的阅读桌，上面有个显示时间的电子表。这就是他每日工作学习的地方。

　　就在2009年9月13日，记者拜访钱老时，他正戴着眼镜在阅读当日的报纸。

　　“钱老90多岁高龄，仍关心时事，每天坚持阅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科技日报》等，精神好的时候能读一两个小时。”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钱学森退居二线，不忘国忧。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也多次坦诚建言，并直指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不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科学与艺术难以结合。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

　　90多岁高龄的钱学森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人生的三次激动

　　“我不敢当，不敢当”，微笑着双手合十，眼睛眯成一条缝——这就是钱学森标志性语言和动作。

　　他躬身报国，低调为人。钱老对于把“举世瞩目的成就”放在自己身上，特别不自在。他一向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我只是沧海一粟！”他多次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

　　对于荣誉，钱老看得很淡漠。他的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说，钱学森在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时，坦言自己并不激动。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三次激动：第一次是1955年在告别恩师时，冯·卡门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第二次是1959年，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这三次激动，都让钱学森彻夜难眠。

　　一个十几平方米小房间，是钱学森休息、学习和生活的世界，房间外是客厅，装的全是各类书籍。

　　“从上个世纪50年代，钱学森就住在这里，单位几次劝钱老住进一人一栋的新房都没成功。钱老说，这是聂帅分给我的房子，我现在住到新的地方，心里好受吗？至此，大家也不再劝他了。”于景元指着眼前这个年代久远的红砖瓦房，无限感慨，又意味深长：“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小科学家住大房子。”

　　钱学森在工作一线时，曾对夫人蒋英说，等退休后要带她去各地游玩。但是，晚年的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北京，“甚至没怎么离开过这个院子。”于景元说。

　　原因是，钱老怕到外地后，打扰人家，地方高规格接待，大吃大喝。甚至连人家请他作报告也不去。他曾说：“我对付这类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

　　钱学森一生恪守几个原则：不接受吃请，更不去用公款大吃大喝，他连参加各种会议，包括全国政协会议都坚持回家吃饭；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如开幕式、揭幕式或剪彩仪式等，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他知道眼下的鉴定会中“名堂”太多；不为他人写序，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拍电影、电视剧；反对将他住过的房子列为故居，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钱学森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等高额奖金时，连支票都没有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功名利禄能辞就辞

　　在科技界浮躁之气还颇有市场、并常常为各种失范行为所困扰的今天，当科技人员对院士、官位趋之若鹜时，钱学森却对这一切唯恐避之不及，能辞则辞，一辞再辞：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学森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以便他能全力以赴处理我国重大科技问题；

　　——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拒绝，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到晚年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

　　“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顾问、总顾问、荣誉顾问、名誉技术顾问、高级顾问、名誉主席、名誉理事长、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委员、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名誉校长、名誉教授、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顶层科学家等等头衔达30多个。

　　众多名利，在钱学森面前，根本不能形成诱惑；甚至对于理应属于自己的也处之淡然。而对自己从事的科研和教学，他却是非分明，铢锱必较，严谨求实。

　　1964年，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这位年轻人竟然指出钱老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纠正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惴惴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不几天他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在钱老的积极鼓励之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第1期《力学学报》上。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学风如此，人品亦如此。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他写信求教，他均一律认认真真回答，绝不慢待任何一个人。

　　“你能想象，像他这样的大科学家会工工整整地亲笔给一位工人和农民写回信吗？当然与他通信最多的是科技人员。你是科学家，或专家、教授给他写信，他若有不同意见，照旧直抒己见。”涂元季说，钱学森给近千名读者回信。

　　“一个人物可以过时，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涂元季说。

　　钱学森生前不爱接受媒体采访，不愿人们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他立传。记者走笔至此，深感拂了钱老的心愿，但其百年人生留下的科学理念、人格魅力等精神遗产如若被铭记、继承并发扬光大，相信老人在天之灵将会感到些许的欣慰。（本报北京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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