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06日18:47  来源：  人民日报记者 蒋建科  人民网记者 赵竹青

　　嘉宾简介：黄翠芬，广东台山人，1921年出生，1954年入伍，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作为我国生物工程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分子遗传学家，她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和分子遗传研究中心，主持了多项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1984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网科技11月6日电 冬日的阳光透过阳台，洒在客厅的地板上。热情而慈祥的黄翠芬院士竟然抢先为记者搬过一把椅子，在家里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专访。88岁的黄翠芬院士与钱学森有着及其相似的经历，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二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在事业上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记者：听说您在美国时就与钱老认识的，回国后交往也很多？

　　黄翠芬：我和钱老不是在美国认识的。六七十年代期间，我在国防科工委，有一次他来视察工作，了解到起我和我先生（周廷冲院士。我国为数不多的夫妻院士。编者注）是1950年回来的，他觉得很诧异，他说都在国防科委工作，还一直不知道我们，所以谈起来就比较熟悉，因为钱老是1956年回来的。

　　那次钱老到我们那里视察，他说这里工作环境较差，周围是穷山恶水，相信你们在这里工作没问题，但是你们工作的方式是“小炉匠”式的，应该考虑改变一下。当时70年代国际上基因技术建立的时候，就掀起了一个新的生物技术革命的浪潮。我们因为在三线，比较闭塞，要赶上人家，我们就要重新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钱老讨论，请他支持我们派人到上海、北京那些比较先进的单位去学习。钱老很支持这样的想法，他说一个是要培养干部，第二是要做舆论，把这个新的技术要介绍到国内。

　　通过钱老的联系，我们派去了20多个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各个比较先进的、已经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研究所学习。至于宣传分子生物技术，那时候国家也已经开始注意了，我记得大概是1982年，由方毅副总理，他是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组织了一个生物技术委员会，一半请的是国外的专家，一半是国内的专家，一道讨论我们国家怎样开展生物技术。由于钱老已经给我们联系了一些同志学习，又知道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之后就是到了863规划的时候，一方面是国家科委宋健主任主持，一方面是国家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主持，共同研究国家生物高技术的发展规划。由于朱光亚副主任的联系，我们也参加到这个规划的讨论，也接受了我们军事医学的研究参加国家863高科技的规划里。这样一来，国家已经很重视这项工作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掌握这个技术，建立这方面的研究。

　　钱老帮助我们联系了国防科工委，我们因此获得到了几十万的科研经费，作为我们的启动资金。这个反映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新生事物是十分重视、十分支持的，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我们科研的每一点进展，都得到钱老很大的鼓励。比如说，我们在建立这个研究室的头几年，就开始掌握了遗传工程技术，得到了一些有关肝炎基因的克隆，这方面得到了一些成功的工作，写信向他汇报，他马上就回信，对我们表示鼓励。

　　以后他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亲自给我们写贺年片，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记者：钱老给您的贺年片坚持写了多少年？

　　黄翠芬：因为我们都在国防科工委，大概有四五年，每年新年的时候他都给我们写贺年片。1996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也特别写信来表示祝贺。

　　大家都知道钱老是航空航天技术方面的专家，可是，他对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很关注。比如，在航天医学研究所，他们定期都有学术活动，有一期也叫我去讲课，钱老也参加了，我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工作，所以，只有很少一点的工作汇报。会后我问钱老，我说怎么这样普通的报告您也参加？他说虽然生物工程我不太了解，但是对当前的科学进展我很愿意知道。

　　钱老非常平易近人，尽管他和我之间属于上下级关系，但是我们每次要到他办公室来面谈，他都答应，从来不拒绝的。有一次谈家桢教授来北京开会，也想拜访他，我打电话跟他秘书一联系，钱老就答应了。钱老很愿意讨论科学，很愿意和人家讨论学术问题，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

　　我1989年到美国探亲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美国人很后悔让钱学森回中国。1989年还有这样一篇报道，是说他一个人顶了好几个师，放走他是不合适的。我就剪了那个报纸，回来寄给他，他就回了一个信，他说这种事情一笑了之。他的目标就是为祖国服务，外国人夸他也好，他并不在乎这个，他只在乎自己的工作能够为祖国做出贡献。这几天报纸都在介绍钱老的工作，人家给他什么位置、荣誉，他都不接受，他一生就是在工作。

　　他从国外刚刚回来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国家经济也有困难，人才也都要重新培养。他也跟我说过，他说你应该学“两弹一星”的呀，全国招人，集中进行工作。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条件不具备，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总之，钱老很积极，替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怎么将这个新技术推广开来，他认为这个新的技术是可以增加对生命的了解，可以进行一些微观的研究，他很感兴趣。

　　后来有一次他生病，我们知道了，刚好我们新生产了一个药，叫“红宝”，我和我们支部书记一道到他家里去看他，给他送点药去。他说，你们很关心我，但是我现在还吃其他的药，等我其他的药都停了我再开始用你们的药，因为几种药一起用了你就很难晓得结果了。后来这个药在工厂生产了。钱老对科学的严谨处处都反映出来。

　　这一阵报纸连续刊登钱老一生的事迹，的确很感人，我都在认真地读。我认为钱老有两点很突出，一个是爱国主义精神，一个是全心奉献的科学精神，这些都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永远值得学习的。当然他知识的渊博，兴趣的广泛，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体会的。他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对国家的忠诚、热爱，是值得每个人永远学习的。

　　记者：钱老对生物技术这么关注，您能不能再谈一谈咱们国家的生物技术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黄翠芬：刚才也说了，国家很重视，列入了863规划。在当时来说，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很大，因为从40年代开始，双螺旋的结构发现以后，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学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我们国家二三十年科研工作有很大的波动，比如开始是一面倒，一切都是学前苏联的，可是从遗传来说，苏联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孟德尔学说，不承认DNA基本结构是遗传的基础，都是从静止角度谈这个问题，应该说耽误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加上新的技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国外的联系是属于封闭的状态，应该说我们远远落后。

　　但是由于8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重视了，1978年召开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全国搞生物化学、搞遗传、搞生物学等等各方面的同志都积极努力。到现在来说，就基本技术来说，国外有的，我们掌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创新性的东西还是不够。80年代主要是先引进，那都是应该的。可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怎么样提出我们一些新的观点，再建立一些新的技术，目前这方面应该说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记者：钱老如果当时早一些回国，可能和您同乘一艘船？

　　黄翠芬：钱老1950年的时候就想回国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回国也是不行的，因为当时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完全禁止中国的科技人员回国。我们是1950年回国的，美国就不让我们离开，移民局不签字就不能买船票，那时候飞机也没有那么发达。后来我们就在旧金山等来等去，天天跑轮船公司，后来碰到一艘货船，移民局检查得不是那么严。我们那时候心急要回来，所以就冒险也买个货船的船票回来。平常一个客票是160块，那个时候一张船票要我们500块，我们身上也就只有一千多块钱。美国政府先是说让你付税，其实我们那时候当研究生、博士后，那种奖学金是不用付税的，后来要我们2000块的税，付不起，最后由导师替我们付了。我们就在那里等，等了一个月，坐了一个货船回来。

　　钱老是1956年回来，他们根本不让钱老离开，把钱老扣下。我后来通过报纸知道了，通过国内的联系，钱老最后还是回来了。钱老回来是1956年，我们是1950年。

　　

　　记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钱老写的这封信？

　　黄翠芬：我是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这件事登了报纸，钱学森主任看见这个报纸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是这样写的：“黄翠芬教授，近见报载消息，您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蒋英和我都非常高兴，谨向您祝贺！我也向周廷冲教授请安。此致，敬礼。”我得到钱老这样一个大科学家的祝贺感到非常荣幸，所以这封信我保留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