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索许久，感觉钱先生的逝世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像钱先生这样的奉献精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以后不会再出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钱学森先生去世，是一个令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痛心的消息。对郑哲敏来说，其内心的悲痛更是无法形容：“我都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郑哲敏是钱学森当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带的博士生，也是钱学森在国外培养的仅有的两位中国学生之一。“钱老的治学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郑哲敏说。

 

 

“你是第六个打电话来要求采访我的记者了。”11月1日一大早，北京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气温骤然降到零度以下。可是，对郑哲敏来说，没有比得知恩师钱学森逝世的消息更让人心冷的。85岁高龄的郑哲敏早早来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郑哲敏告诉记者，10月31日下午2点半左右，他正在航天科技集团开会时，收到了钱老逝世的信息，“当时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信息。”郑哲敏回忆说，后来打电话向钱学森的秘书求证，才确认这个消息。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先生是8月11日，那天是钱先生夫人蒋英90岁生日。”郑哲敏说，当时钱学森的精神还很好，他们还一起合影留念，钱学森还十分关切来访的人。

 

自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对外公布后，郑哲敏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采访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多小时，对已是85岁高龄的郑哲敏来说，接受采访几乎充斥了他这两天的大部分时间，不过很少接受记者采访的郑哲敏对这些采访几乎都没有拒绝。

 

郑哲敏认为，接受记者采访，说出自己和恩师之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钱学森的为人，也是自己对科学界的一种责任。

 

“这两天我也在思考，钱先生的去世对整个中国科学界意味着什么？我想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郑哲敏说，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饱受各种苦难，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国心切，使很多人走上了科学救国、技术救国的道路，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其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世人敬佩，今天我国已经走上了盛世的道路。

 

“我们缅怀钱先生是缅怀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希望他的精神能永远继承下去。”郑哲敏认为。

 

1948年，郑哲敏考上国际扶轮社的留美奖学金，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力学。一年后，他顺利取得硕士学位，接着考上了钱学森的博士生。

 

郑哲敏告诉记者，他第一次接触钱学森是在1949年。当时美国有个Guggenheim基金会，要在两个学校建立喷气推进中心，一个设在加州理工，一个设在普林斯顿，两个中心都希望能邀请钱学森做主任。

 

“他当时不到40岁，被认为是未来的领军人物。”郑哲敏说。不过，钱学森抉择之后还是决定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为了迎接钱学森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给他办了一个欢迎会，郑哲敏也有幸在会上有了第一次与钱学森接触的机会。

 

“选择做他的博士生，一方面是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为人。”郑哲敏说，而这场师生缘也深刻影响着郑哲敏的一生。

 

做钱学森的博士生，郑哲敏主要是作热应力方面的论文；更重要的，他有幸能经常聆听到钱学森介绍自己在科学方法方面的心得。

 

“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要求很高，他跟我说，做一件事情前，必须想想别人是否也在做；如果别人做，就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要超过别人。”郑哲敏回忆说。与此同时，钱学森还十分注意扩大学生的眼界，他告诫学生，不要只盯着自己眼下的东西，提醒他们要看自己做的事情在整个领域占多少分量，是否是关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希望能尽快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回国前，钱学森特意给郑哲敏饯行。

 

钱学森特别向郑哲敏谈到两点：一是希望中国也能发展运筹学。钱学森说，美国在二战期间为了提高作战效率，组织了不同的科学家对后勤保障进行运筹管理，充分地调动所有的资源与力量，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他觉得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需要利用运筹学来推动国家的平稳发展，以及进行庞大的组织工程。他希望郑哲敏代他向钱伟长转达这个意思。

 

二是向郑哲敏询问回国后打算做什么。“他说，无论做什么都一定要对国家建设有贡献，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做不出汗的事情’。”郑哲敏至今清晰地记得钱学森当时对他说的话：“钱先生说，‘我们一直呆在美国，不了解国内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也许国内的要求很低，但即使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应该去做，如对水管里的水流压力和流量的控制’。”钱学森认为，要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建立一个桥梁，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方向方法、新的理念，应当走在工程技术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工程后面。

 

回国后，郑哲敏先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同年年底，钱学森也返回祖国，他随即参加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郑哲敏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钱学森找郑哲敏谈话说，我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如何设计能经受地震考验的工程建筑物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希望弹性力学组能在这方面做些事情。

 

20世纪60年代初，钱学森交给郑哲敏另一项重要任务——解决爆炸成型的理论和应用。钱学森还认为，爆炸对开路、开矿都非常有用，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科学理论。后来在钱学森的倡导下，一门具有重要应用背景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在我国成立。力学所成立爆炸研究室，中科大成立了爆炸力学专业，郑哲敏被任命为爆炸教研室主任。从那时起，30年来，郑哲敏在研究解决爆炸加工、爆破、核爆炸、穿破甲、爆破安全、高速运动的稳定性以及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质等应用问题中，对创建和发展这门学科作出了贡献。

 

 

得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后，郑哲敏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就是给钱学森在美国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弗朗克·马勃发邮件。

 

马勃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代的同事和挚友。1955年，钱学森在非常情况下回到祖国，许多珍贵的手稿散落在办公室和实验室的各个角落，马勃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1993年夏天，郑哲敏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从美国带回了一部分钱学森的手稿，足足有80磅重，共1.5万页。这批手稿目前被力学所收藏。

 

当时，郑哲敏就被钱学森工整而细致的手稿深深震撼。“他的治学素养和为人品德我早已熟悉，可是看到他如此工整有序的手稿，我仍然被震撼了。”郑哲敏说，钱学森的手稿详细记载着钱先生作研究时的过程，包括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处理的，导师给的修改意见等等，非常整齐和有条理。

 

“这将是一批宝贵的科学历史资料，他将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提供许多科学上的借鉴。”郑哲敏说。1996年，马勃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40周年的时候将剩余的手稿亲自带到了中国。

 

不仅如此，钱学森与各方面的通信，包括给科研人员的、国家领导人的，甚至是当年美国对他的控告书和他回国的船票他都保留至今。

 

“他做事非常细心，有秩序。”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的秘书在五六年前就已开始整理钱学森的手稿、通信等资料，希望能将钱学森一生的宝贵财富永远留给世人。

 

《科学时报》 (2009-11-4 A3 纪念钱学森先生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