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27    来源：长江日报

　　1947年，美国密西根州安阿堡市，朱光亚（左一）和张文裕（左二）、李政道（右一）。CFP供图

　　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授勋时已有7人过世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 、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江苏、浙江籍各6人，湖北2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除朱光亚外，彭桓武为湖北省麻城市人。他1915年生，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只有3人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除钱骥、周光召、于敏3人，其余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

　　钱骥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杰出成就后被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于敏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而在留学经历中，元勋们有好几对校友。

　　屠守锷和钱学森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彭桓武和程开甲都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新民和朱光亚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记者李艳梅）

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

1947年暑期，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影。

朱光亚：科技众帅之帅

朱光亚，被称为 “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党和国家的瑰宝”。在两弹的研制中，朱光亚被称为“科技众帅之帅”。

曾在武汉读书7年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祖籍湖北汉阳。幼年时，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到汉口。1931年起，他先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夏，在侵华日军逼近大武汉之际，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迁到四川境内，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就读。

1941夏，朱光亚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

1942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由于朱光亚的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他背着中央大学负责人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

　　“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朱光亚派对了”

1945年夏，随着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彻底结束。这时，正值朱光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成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

为了扩大军事实力和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介石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国也要做原子弹。

1946年初，朱光亚、李政道等5位青年人在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坐美国的军舰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同年夏，他们一行赴美后很快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这个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旧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作为翻译参加板门店谈判

1950年春，建国伊始，报国心切的朱光亚就从美国回到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1950年4月，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2年春，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朱光亚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当了一名翻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1952年底，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他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

35岁任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1959年夏，苏联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我国决定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秋，经钱三强先生提名推荐，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年仅35岁。

朱光亚的同学李政道是这样认为的：他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善于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稳步、快速、创新发展，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在科学技术方面，朱光亚对这项研究负全面责任，他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1960年初，在朱光亚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以及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郭永怀等3位著名科学家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同时，他还报请中央批准，从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地区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

一时间，核武器研究所人才济济，使核武器研制队伍得到充实和配套，从组织上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出将核爆试验分两步走

1962年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等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

就在9月，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文件是阶段性总结分析报告，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后一指导性文件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

1965年初，原子能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合并，共同攻关氢弹。在朱光亚、彭桓武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

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方案。1965年9月底，在朱光亚支持下，于敏等人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进行了大量计算和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于敏一行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原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百万吨级氢弹爆炸成功。随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如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及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挂帅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美、英、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核武器，而中国为建立自己的核力量将开始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却是不符合此条约规定的，因而是不允许的。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

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继续完成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朱光亚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的挂帅领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据文史月刊)

　　家乡科学家深情回忆朱光亚：“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

　　昨日，得知著名科学家朱光亚逝世的消息，在汉的科学家深情回忆。

“技术问题，他总能深入浅出地解释”

得知朱光亚去世，华中师大化学系退休教授李家麟不禁感叹：“这样的老先生，不多了。”

李家麟教授曾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李教授回忆，他与朱光亚有过接触，但接触不多。印象中，他很少犯错误，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大约在1974年，在四川，李家麟提出一个关于中子源的报告，交到当时的九院二所，几个院长一起听汇报，“这样的技术问题讨论，与其他的院长相比，朱光亚总能深入浅出地解释”。

李家麟教授称，“在大家的印象里，朱光亚为人处世很高雅”。

“这么大年纪与会听会，自始至终”

昨晚，樊明武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深情回忆朱光亚。

朱光亚与樊明武院士是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前后同事。不过，樊明武1965年进院的时候，朱光亚已经调往九院工作。樊明武是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朱光亚是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开会时常见面。

樊明武回忆：“开会时，朱光亚那么大年纪，亲自与会就科技问题发表意见，自始至终与会听会，工作作风十分严谨”。

多次回乡记挂家乡人

昨晚，记者连线刘西尧将军。遗憾的是，老人近日因身体欠佳住院治疗。老人的儿子刘江汉守在病床旁，他说：“经常听父亲提到朱光亚”。

对朱光亚去世，赵梓森院士很是惋惜。他回忆，朱光亚关心高新技术的发展，曾经到邮科院考察过。

据介绍，2004年10月11日，幼年就随家人离开家乡的朱光亚为“解思乡之苦”，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武汉。

1996年10月，朱光亚曾回家乡，出席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并作报告。

2009年，因入选湖北功勋百人，朱光亚写来信函，深情祝福湖北的家乡父老。

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朱光亚因病于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朱光亚院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朱光亚院士家中27日将设灵堂，供社会各界前往吊唁。

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院士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及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据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