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钱学森追思录：在失败和压力下临危不乱
2009年11月09日16:38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 “当时，中央领导们都很着急搞导弹工作，他回来以后，最早可能是陈赓，后来可能是在军委扩大会上，许多将军和老帅问钱老，中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钱学森说行。陈赓说，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在失败和压力下临危不乱 孙家栋(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科学家)：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是在1958年。那时我刚留苏回来，进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从事仿制苏联P-2导弹及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在苏联时，我就对钱学森这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心怀崇敬。回国后，能与钱学森共事，让我感到非常荣幸。钱老严谨的工作作风、开放的治学思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钱学森在失败和压力下的临危不乱和高度的责任感。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在升空后不久解体坠毁，而作为负责人的钱学森在当时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对整个国家的航天事业来说，失败虽然不可避免，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钱学森作为当时的负责人，遇到这样一件对国家、对民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他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毛主席也教导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所以即使当时面临着压力，钱老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后，冷静地组织大家排查、分析故障，总结经验。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之中，他带领大家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去捡残骸、碎片，任何一个小的螺丝钉都不放过。 在捡到大量的碎片后，钱学森鼓励大家不要有过多的压力，要不怕承担失败的责任。在他的鼓励下，每一个人认领自己负责的产品碎片、残骸，并认认真真找自己负责的产品故障。 正是在这种失败后不怕承担责任精神的鼓舞下，在2年的时间里，经过分析失败原因、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和多次试验后，1964年，中国的“东风二号”又开始进行发射试验，这一次，试验取得了成功。 中央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我有幸被调往该院，负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和钱学森一起投身到我国东方红卫星的研制工作中。 钱学森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而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学者。钱学森与年龄大些的同志开会时态度较严肃，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而对待像我们这样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他却十分和气，年轻人在他面前不仅毫无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请教，甚至有时还敢就某个技术细节与他争辩一番。钱老不仅以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今年3月3日是我80岁生日，让我难忘的是，钱学森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祝贺生日——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这封不长的信里，钱老用“您”来称呼我，这让我感慨不已。信中用了七处“您”，钱老非常谦虚，即便对学生也是这样。这些年，我把自己“钱学森的学生”的身份当作一种压力和荣誉，我对这个称呼心怀忐忑。我怕我工作没做好，给钱老抹黑，于是我每天告诉自己，从点滴要求自己，要让老师为自己骄傲。(黄希整理) 在科学技术上充分发扬民主 刘纪原(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钱老在原国防部五院担任领导职务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钱学森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让我觉得“高山仰止”，在一些实际问题的接触解决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创新技术的不断追求，以及对年轻人的包容与鼓励。 上个世纪60年代，航天型号的研制中采用的是铅锌电池，一线科研人员提出要发展燃料电池，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钱老对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并身体力行地参与项目试验与论证。为了改进与提高某型号的战术性能适应于实战，提出了实施方案，引起了领导们的不同认识，争论很大。钱老在高层决策会议上充分听取一线人员的意见后，支持了一线人员的方案。现在回头来看，钱老支持这些项目就是指出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吸纳与不断创新。 钱老始终认为，中国航天的明天要靠年轻人，他一直强调要注重培养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而领军人物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有一次试验失败后，钱老带领人去查找原因，我断定是电池断电所致，而钱老却严肃地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拿出科学的论据再下结论。他的这番话，让我至今难忘，时刻提醒我：要尊重事实，科学来不得半点臆想。 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30周年时，我给钱老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要在科学技术上充分发扬民主。这是他多年科学实践的宝贵心得，更是他开阔心胸的一种体现。我知道，他的告诫，是要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发扬民主作风，讨论学术问题多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这才是应有的科学学风。(黄希整理) 美国政府不道歉就不去美国 戚发轫(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50年代我从北航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导弹概论》课上，这是一门最基础的航天课程。当时，课堂安排在食堂里，钱老亲自来给我们讲授。这么一位大科学家，竟然给我们上最简单的一门课，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我对导弹一无所知，是钱老这场深入浅出的启蒙教育将我领进了航天的大门。能亲耳聆听钱老讲课，也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我仍觉得仿佛就在昨天。 我记得,“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当时情况很混乱。我被推举到技术领导的岗位上后,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保密的背景材料和文件我都接触不到。当时,钱老是五院院长，他的工作相当于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给了我有力的支持。他对机关人员说,既然戚发轫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有关资料给他看,否则他怎么工作啊?这件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钱老总是这样尽可能地支持年轻人工作，注重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我还记得，在这颗卫星研制中，钱老提出了许多试验的方法，奠定了我国卫星研制试验的基本方法和思路，现在的卫星“热真空”试验就是在钱老当时建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钱老及夫人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甚至冒死也要回国。我还记得钱老回国后，美国方面多次邀请他去美国访问或参加颁奖典礼，但钱老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向我道歉并承认错误，我就不去美国。这充分表明了钱老热爱祖国的深情和凛然正气的民族气节。 “神舟六号”飞船发射成功后,我和集团公司的领导一同去看望钱老。看着满头白发的我,钱老问:“王永志和孙家栋身体怎么样啊?他们年龄比你大还是小啊?”可见，钱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惦记着我们这些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他眼中的“年轻人”。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不禁热泪盈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钱老。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钱老都是我们的楷模。(陈全育整理) 中国航天之父实至名归 梁思礼(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回忆起钱老生前的点点滴滴，很难让人释怀！自从听到钱老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悲伤。 钱老比我去美国早，他成为终身教授时，我还是个穷学生。在美国我们不在一起，上世纪40年代后期、新中国成立前几年，在美国的留学生基本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方面的，另一部分是进步同学。据我了解，钱老在当时是进步教授，他的美国朋友中有的是美国共产党人。当时，一部分同学对新中国十分向往，后来这些同学中相当多一部分都回国了。 1950年，钱老开始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回国申请，争取回归祖国，但他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为此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5年之后，钱老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回国。 现在说钱老是中国航天之父，如果没有他，如果当时他没有回来的话，我们航天就没有今天的业绩。当时，中央领导们都很着急搞导弹工作，他回来以后，最早可能是陈赓，后来可能是在军委扩大会上，许多将军和老帅问钱老，中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钱学森说行。陈赓说，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就是因为钱学森的这句话，当时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才把核技术和喷气技术这两项(实际上就是原子弹和导弹项目)列为重中之重。有了这两个项目，后来才成立了五院。所以，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或火箭之王是实至名归的。 在钱老的领导下，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中国航天开始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走。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以钱老为领导的航天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火箭成功，再到两弹的结合以及“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中国航天都是按照钱老的规划发展起来的。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之初，我们没有搞卫星的经验，钱老在卫星方面的规划是三星计划——能上、能回、能占领同步轨道，并发展应用卫星为国民造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航天重大工程的实现也基本按照这样的发展路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稳步推进。后来钱老和其他领导又提出了“8年4弹”的规划，这些都为我国航天工程的开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钱老很谦虚，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国航天技术民主决策的优良之风。在他直接领导我们搞工程的时间里，应该说，他的技术民主传统发扬得特别好，很多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很多问题的决策都发扬了技术民主。 同时，钱老把系统工程理论这个大法宝引进到了中国航天。钱老在系统工程中提出，首先要抓总体设计的工作，以便从总体规划来对各种复杂情况进行协调，其次用系统概念将设计与生产工作组织起来，这是钱老的系统工程理论的核心思路，钱老的系统工程理论依然是今天航天工程型号生产的最有力指导理论。(陈全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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