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朱光亚先生是我的恩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连续几次表达了这样的情感。

 

2月27日上午，陈佳洱与同为朱光亚学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绍钧一起到其家中进行了悼念，“还看望了许慧君师母和朱先生的3个子女。对朱先生的离去，我感到十分地痛心”。

 

1953年，还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就读的陈佳洱就有幸得到朱光亚指导。“那个时候，朱先生给我们讲课的讲义是自己编的，每个礼拜上两次课，课程的名称是‘原子物理’。”陈佳洱回忆说，“他讲课特别地认真，准备十分充分。在课堂上，他能把物理知识讲得如同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启发思路，让同学们不但听得懂，还能够应用。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不但课讲得好，朱光亚还非常注重辅导学生，他每星期会专门找两次时间解答学生提问。陈佳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问题的学生会被他叫到黑板旁边。他很仔细听你的问题，然后把关键点用小字写在黑板上。之后，朱先生会一步一步地发问，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路，直到最后把疑问解决，而不是直接否定或给出答案。他对学生是循循善诱，更是严格要求。”

 

独特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朱光亚特殊的身份——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也使他与学生走得更近。

 

“当时我是团组织书记，我在组织团日活动时，就请朱先生来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也讲一些他在美国求学时期的故事。”陈佳洱说。

 

1946年8月，朱光亚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朱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也十分进步，他是当时在美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常常组织一些活动，传递国内消息。”陈佳洱说，解放后朱光亚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陈佳洱还在朱光亚指导下进行“薄窗型盖革—穆勒核子计数管”的毕业论文研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做核子计数管探测不同粒子的符合计数。陈佳洱说：“朱光亚带领我做毕业论文非常负责，他指定了几本书让我看，看完之后还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检查，错误的地方会给我修改。他还把所有从美国带回来的做计数管的材料拿给我，让我研究。”

 

是朱先生带领他走近科学探索，给了他后来研究加速器的启蒙。朱先生不仅是在做学问上引导学生，还给他们传递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世界观——陈佳洱表示。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那年春天，教育部下调令，将朱光亚调往北京大学。不久之后，一纸调令，将陈佳洱也调到了北大。

 

“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要求建立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十分支持，在中科院化学所给了我们一层楼建实验室”。那个时候，陈佳洱的工作是和新毕业的学生一起，测计数管的性能。

 

有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正好遇上朱光亚来检查他的工作，当朱先生看见荧光屏上显示的计数管失效时间的波形时，连声称赞说：“真漂亮！”陈佳洱猛然听到站在他身后的朱先生的称赞，非常兴奋。

 

几年之后，陈佳洱开始做加速器研究，朱光亚仍然没有忘记他。“见面的时候他很关心我，会问我‘加速器做得怎么样’，还会给我一些指导。”陈佳洱回忆说。

 

师生间相互的关心从来没有中断过。“后来，我做了北大的副校长和校长，这期间他经常来了解我的情况。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当主任后，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我也去请教他。”

 

当时，朱光亚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还专门与陈佳洱作了一次长谈。朱光亚在其中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驱动力的问题。

 

“在这次长谈中，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基础研究必须要靠前沿推动，要靠国家需求推动，这个是基础研究最基本的动力。”陈佳洱说，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规划中，在后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国家领导的一致肯定。“这是他给我的又一次指导”。

 

尽管在后来年事已高，但朱光亚一直在关注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作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朱先生让我和陈能宽、杜祥琬院士一起参加了我国新武器改良的研究。在‘两弹一星’成功后，朱先生对科学发展、对国防科技的发展仍然十分重视。我国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他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在陈佳洱心中，朱光亚永远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教育我，指导我。他的人品非常好，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平易近人，永远对人和蔼可亲，他对科学的贡献，他的为人师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