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亚院长要求自己严格，是出了名的。”2月26日，朱光亚院士因病在京逝世。回忆起朱光亚在中国工程院担任院长的4年，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一再向《科学时报》记者强调这句话。

 

上世纪90年代，葛能全作为工作人员，细致地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备工作。他说：“对于第一届的院长人选应该是谁，当时工程科技界议论纷纷。”于是，在很民主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让首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无记名地普遍提名，“对于年龄、专业等都没有具体要求”。

 

虽然朱光亚并没有主要参与工程院的筹备工作，但好几次座谈会下来，院士们一致认为朱光亚是首任院长的最好人选，所谓“众望所归”。“大家认为：首先，他有很强的工程技术背景，搞过原子弹、氢弹的攻关组织工作；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也相对比较年轻。”葛能全说。

 

1994年6月，在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葛能全介绍，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办公条件比较艰苦，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后来他们在军事博物馆的后楼租了一层房子，这才挂出了中国工程院的牌子。当时没食堂，朱光亚就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而朱光亚的办公室也简单极了。

 

“他的特点是非常务实，不求形式和浮华，就只是考虑工作的事情。”葛能全说。

 

1997年搬到科技会堂后，中国工程院有了两层办公室，但是对于一个正部级单位来说，还是非常拥挤，甚至一个房间要安排几个处室。当时兼任科协主席、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主动叮嘱不能给自己的警卫员和司机安排房间，他的办公条件也与其他副院长无异。科协领导曾提出请朱光亚到小餐厅用餐，但他坚持吃大食堂打的份饭。

 

葛能全说，朱光亚把出差、访问收到的纪念品一律交公。“他交公的东西包括照相机、手机等这些当年还很高档、很贵重的东西，甚至廉洁到连一个杯子都上交。”

 

最令葛能全感动的是，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杰出成就奖，颁奖头两天，朱光亚对葛能全说，要把10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中国工程科技奖是由中国工程院组织院士们评选的，但中国工程科技基金的本金1000万元都是由我国台湾的几位实业家捐助的，朱光亚希望自己这100万元港币能加进去。

 

葛能全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我真的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他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孩子的生活也都非常简朴。而100万元港币对于任何个人都不是小数目，即使存入银行，当时每年的利息少说也有10多万。”于是，葛能全建议朱光亚还是捐一部分，留一部分。但朱光亚十分平静地回答：“就按我说的办吧。”

 

颁奖仪式结束，葛能全拿到奖金支票后，又忍不住向朱光亚重提自己的建议。朱光亚则表示“不变了”。

 

“他再没有二话。”葛能全说。而且，朱光亚反复叮嘱葛能全对自己捐款这件事不要宣传，不要张扬。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工程院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该基金的获奖者也都不知道这里面有朱光亚捐的一份钱。

 

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4年。作为第一任院长，在为工程院打基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4年，中国工程院在他主持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实施办法，院士人数从最开始的96位增选到400多位。每次增选，朱光亚都要亲自向全体院士做政策说明。4年时间，一个正部级单位的运行规则也逐步建立起来。

 

葛能全说，1998年6月，朱光亚离开工程院领导岗位时，反复叮嘱：办公室里所有公费购买的书籍，一册也不能带走，都要整理好，做好移交。“他就是这样严于律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