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是一位硕果累累的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导弹火箭工程专家、航天工程专家，也是一位高屋建瓴、目光深邃的科学思想家，在科学技术革命、产业发展战略、城市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科学技术体系建构等诸多方面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在开创科学技术体系学、构建科学技术体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留给我们科学学工作者的一笔重要科学遗产。

 

伴随着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步伐，钱学森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将学术目光更多地投向科学技术领域的众多宏观问题，其中对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探索是其倾力最大的一个方面。目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钱学森”作为检索词进行“第一作者”检索，可以检索到214篇文献。剔除重复项，余下180篇文献，其中发表于1977年以后的文献为167篇。对钱先生的这167篇文献进行逐篇筛选、甄别，可以认定其中涉及科学技术体系、各种科学学科的文献为51篇，占总量的30%。

 

1977年10月，钱学森先生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报告（其主要内容见《人民日报》1977年12月9日《现代科学技术》一文），揭开了其探索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序幕。在1978年10月前后完成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载《哲学研究》杂志1979年第1期），首次探讨了科学学的若干基本问题，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体系学这个科学学分支学科的名称。他认为，科学技术体系学的任务是“研究其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学科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体系的运动和变化”。科学技术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四个层次，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础科学两个层次的构成可以称之为科学知识体系的部类结构。该文认为，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三个科学部类。上述观点，科学学界后来将其概括为科学知识体系的“1+3”模式，“1”指居于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3”指第二层次的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3个基础科学部类。将数学从传统的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其依据是数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且遍布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

 

钱学森先生所构筑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的动态系统。正如他在1979年完成的《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为创刊而作》（载《科研管理》1979年试刊第3、第4期，又载该刊1980年第1期）一文所说：“科学技术体系不会发展到现在就停下来，将来的科学技术体系也不会就像图1那样固定下来。例如，现在已经出现了苗头的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将来很可能上升到科学技术体系中两个新的大部类学科。”此文首创“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两个学术术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随后的岁月里，钱学森先生锲而不舍地进行顽强探索，殚精竭虑、厚积薄发，进入思维的高度活跃期。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他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见解独到的文章，不断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添加新的科学部类。如果说1978年构建的“1+3”模式是钱学森先生在探索科学体系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大步，那么后来的将近20年，他又循序渐进地实现了六次跨越：1980年的“1+4”模式，增加思维科学（《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1981年的“1+6”模式，增加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1984年的“1+8”模式，增加文艺理论和军事科学（《技术美学丛刊》1984年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通讯》1984年第27期）；1985年的“1+9”模式，增加行为科学（《谈行为科学的体系》，《哲学研究》1985年第8期）；1987年的“1+10”模式，增加地理科学（《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1期）；1996年的“1+11”模式，增加建筑科学（1996年6月4日同《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一书主编鲍世行、顾孟潮的谈话）。

 

关于科学部类的划分问题，钱学森先生提出一种有别于以对象领域（自然界、人类社会等）作为划分依据的传统观点，认为各个科学部类“都各自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只不过从各自的着眼点或角度去考察：自然科学从物质运动，社会科学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数学科学从量和质的对立统一、量和质的互变，系统科学从系统观，思维科学从认识论，人体科学从人天观”（《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论科学技术体系学》，《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这个观点，无疑为科学部类的划分即科学分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辟蹊径的新视角。

 

撇开各个科学部类都有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等11个基础科学部类所构成的“1+11”模式科学知识体系，形似一把木梳，笔者将其称之为梳形科学部类结构图式（图2）。钱学森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所建构的科学知识体系具有终极性。他在《谈行为科学的体系》（《哲学研究》1985年第8期）一文中说，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能看成是不可变动的，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即使在构筑了“1+11”模式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探索，在多次谈话和信件中继续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又有《再谈人体科学的体系结构》（《中国气功科学》1997年第3期）、《关于思维科学与教育改革的研究通信》（《淮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人体科学也属于饮水问题》（《中国农村小康科技》1998年第1期）等文章陆续见诸报章杂志。

 

在科学知识体系的细部研究方面，钱学森先生同样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他首倡创建和发展人体学、系统学、城市学、金融经济学、地球表层学、唯象气功学等学科，对空气动力学、光子学、工程力学、生态经济学、法学、文艺学、美学、老年学等学科均阐释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钱学森先生为科学技术体系学在中国的创生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科学技术体系观研究是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并不是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的全部内容，更不是钱学森研究的全部内容。全面的钱学森研究，除钱学森的科学思想研究之外，还应该涉及钱学森的科学成就、钱学森的科学方法、钱学森的治学精神、钱学森的教育思想、钱学森的产业发展思想、钱学森的品德修为和人格风范、钱学森的成长道路（家庭文化背景、教育成才环境）等诸多方面。我们殷切地期待着，伴随着研究成果的充分积累，钱学森研究将在不远的将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家研究的显学——钱学森学。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一面光辉旗帜，是享有世界声誉、受到民众爱戴和景仰的人民科学家，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学习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