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中国工程院在京举行了朱光亚同志追思会，沉痛悼念这位刚刚去世的“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追思会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主持，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副院长旭日干、干勇、樊代明及朱高峰、师昌绪、邬贺铨、胡思得、周永茂、殷瑞钰、左铁镛等院士，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等出席了会议。在追思会上，与会者深切缅怀了朱光亚光辉壮丽的一生，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本报特地采撷了追思会上的一些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悼念朱光亚老院长，追思他在科学界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病了以后，我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去，他还认识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但是因为插着管子，不能说话。第二次去是他逝世当天。我到时是上午10点14分，他还有微弱的心率。10点30分，医院正式宣布“他走了”。我和他的家属，还有政协的、总装的领导一起看着他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

 

光亚同志是我的师长之辈，我们专业不同，直接交往并不多，但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爱护年轻人的长者，也是一位淡泊名利的科技工作者。我和他面对面的个人谈话只有三次。

 

第一次谈话是1996年的国庆节，当时在上海举行工程院院士会议。很不巧我椎间盘撕裂，躺在病床上不能动。朱光亚同志坚持要来医院看我，给我直接发院士证书。当时我很狼狈，五花大绑，在用120公斤的重锤作牵引。他进病房以后，非常关切地摸一摸我的手，把院士证书交到我手里，我非常感动。

 

这么有名的一位科学家、领导，对后辈是这么爱护。那次我们没有很多的交谈，他只是祝福我，让我好好休息，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次谈话是我到了工程院，想请光亚同志指点一下怎么做好这个工作。他是工程院的奠基人，在他的手里制定了各种工程院的规章制度，使得工程院的运作既民主又严格。

 

约好了以后，我就到总装科技委去了。那天我印象很深，阳光明媚，在面向北海的一个办公室。在场的其他院士介绍了光亚同志在工程院讲过的一些内容，关于工程院怎么发挥院士集体的作用，加强对国家战略性、宏观性问题的咨询工作。当时光亚同志只是微笑，看着我不说话，点头表示赞成。

 

因为他们是在开会，中间停了20分钟左右来接待我，我不能打扰他们太久。我问一下光亚同志，您还有什么指点，他摇摇头。等我告辞，站起来要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也站起来，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就在这段路上，他跟我说：“工程院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院士标准，把好入口关。”

 

他讲这句话时语重心长。光亚同志话不多，但是讲的都是非常关键的话。

 

第三次谈话是李政道先生回国，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设宴款待。我很巧坐在李政道先生和朱光亚同志之间。整个吃饭过程当中，朱光亚没有插很多的话，只是静静地听。当饭快要结束时，光亚同志突然问我：“你在西南联大附小哪一个校区？”

 

显然他看过我写的院士自述。我说我在五华山的一个校区，他说那个属于文科校区，不是理工科的校区。他就问我当时小学的校长是谁，我告诉他校长姓张，他说那是他的同学。

 

我觉得光亚同志是一个言语不多，但是很用心思的人，他对每一个院士的情况，虽然没有很多的接触，但是了解得很细致。从朱光亚同志身上，我充分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风格。

 

我们今天追思老院长，希望工程院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声张，不张扬，为祖国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朱光亚同志既是我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工程科技领导者。工程科技领导者和一般领导者有不同的素质，这些素质在朱院长身上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第一是忠心报国，把科学技术和振兴中华密切结合起来。他按照国家的需求，从一个岗位换到一个岗位，为国家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工程科技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业服务。这方面我们的老院长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第二，他引导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向纵深发展。他建议国家把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原子弹长了腿，能飞到指定的目标中间。之后他又起草报告，建议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等等。从这一系列的工作来看，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家，还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同时，把核技术用到核电方面，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一步步进行的。

 

第三，朱光亚有非常杰出的组织队伍能力和培养人才的能力。他在工作中间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年轻人才。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组织中国工程院，使其不断壮大。在以朱光亚同志为首的第一届领导班子领导下，中国工程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不仅覆盖了工程，还包括了农和医，尤其是把医包含进来，尤其是把工程和医学结合起来，对工程学科和医学学科都是很好的推动，对学科的交叉和工程院的发展也非常有好处，且在全世界都属独树一帜。

 

在他的组织下，中国工程院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一是选好人才，把好院士关。二是搞好咨询研究。这两个方向始终成为中国工程院重要发展方向。

 

我和朱院长面对面的见面只有两次，第一次我调到工程院去看他，他那时讲话不多，但当我讲到他认为对的时候，他的眼睛非常有神，眼睛就发亮，会讲“好好”。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基本没怎么讲话，但很谦虚，很早就在客厅里等着我，然后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谦虚的态度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今天我们追思老院长，我们应该学习他忠心报国的精神，学习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卓越的战略思想，用我们的知识把中国工程院建设成一个国家杰出的思想库，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

 

 

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成立，并在筹备工作小组的共同努力下，选出了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共96位。工程院筹备期间，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朱光亚同志就参与了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96位院士产生以后，由全体院士在不记名的情况下推选院长和副院长，朱光亚同志众望所归，被大家一致推选为院长候选人，在第一次院士大会上正式被任命为院长。

 

1997年、1998年那几年条件非常不好，连人员、财务预算都没有，师老（师昌绪）、潘云鹤院士和我们几位院士在朱光亚院长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在建院初期，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建院初期需要的一些物质条件，包括人员编制、财务预算、建院初期的地点等。一方面，由于中国工程院是1994年成立的，与中国科学院不一样，我们不是建成一个研究开发的实体，而是荣誉性的、知识性的机构，以前没有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向国际上比我们早成立的一些工程院，如瑞典工程院、美国工程院等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在朱光亚主持下，我们逐渐建立了院士增选制度、院士咨询制度，以及学术活动的规章和道德规范的制度，使工程院的工作逐渐走向正轨。

 

朱光亚非常讲民主，尊重所有的人。他本人言语不多，但非常善于倾听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让大家尽量地说。在各种场合下，包括主席团成员和院里面各位领导都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他不会轻易作决定。

 

朱光亚有段时间既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科协主席，尽管工作非常忙，但他还是在工程院里起到带头作用，比如说组织工程院院士到上海，他本人带头作关于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报告，为了这个报告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最后报告反应也非常好。

 

 

今天哀悼朱光亚同志去世，我感到非常沉痛。

 

朱光亚同志逝世以后，我收到了《科学时报》，大家可能都看过了，杜祥琬、陈佳洱、朱高峰、葛能全都有（谈朱光亚的相关报道）文章，写得都很实在。首届工程院的班子今天来了三个人，朱高峰同志是当时的常务副院长，我是副院长之一，还有葛能全同志。关于朱光亚在工程院的情况我不想多讲，这里面很详细，我看了两遍。

 

朱光亚在我国原子弹研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能团结大家，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我和光亚同志在成立工程院之前就有一些来往。当时我为了调查工程院该不该成立，走了18个部委。正部级领导出来接待我的就是光亚同志和教育部的部长。光亚同志对于工程院的成立，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在支持着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和发展。光亚同志即使是病了以后，也一直关心我国科技的发展。

 

我知道光亚的为人，可以说是没的可挑剔的。我觉得光亚去世对中国科技界，甚至对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朱光亚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了很长时间，担任领导工作。这几天全院同志都在怀念这位老领导对我国核武器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一直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朱光亚是在非常关键的时期调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二机部九所）的，苏联停止援助，我们就自力更生。1959年7月经钱三强的推荐，他调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领导我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开展先期探索工作。在他和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程开甲等专家的领导下，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爆轰实验和相应的测试技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962年9月，朱光亚和其他部局领导一起起草上报了一份材料——《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左右爆炸原子弹的规划。对此，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之后，朱光亚又根据两年规划，集中其他专家和领导意见后，主持编写了两份重要的文件——《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对于原子弹的突破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显示了朱光亚对原子弹研制工作各环节科学技术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

 

1964年，朱光亚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协助部里的领导到核试验基地考察保障条件。在核试验前期，朱光亚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我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协助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实施了原子弹爆炸。

 

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在朱光亚、邓稼先等组织领导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组织了突破氢弹技术大讨论，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朱光亚几乎每场必到，还深入到研究组仔细倾听各种方案的辩论和进展。

 

1965年9月，于敏率先提出氢弹的理论方案，在朱光亚等人的主持下，组织我院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群策群力，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经中央批准，1966年12月，我国氢弹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此时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两年零两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空投爆炸第一颗氢弹。这是国际上最快的速度。

 

 

今天我想说两点亲身的体会，追思一下朱光亚的为人。

 

1959年，我跟朱光亚在一个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时朱光亚是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我是反应堆研究室的研究组长。有一次我们院开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位重水反应堆的值班长，朱光亚是学术报告会的组织者。当时，报告人对反应堆中子通量分布变化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但是有点站不住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后来朱光亚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他说：“这样的问题，数学分析无法做，从工程技术原理来讲，也说不通。我建议你搞仿真实验。”后来，通过仿真的方法，果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当时，我刚工作不久，这一思路给我很大的启发。回顾过去，我觉得这个思路对我一生都有帮助。

 

还有这样一件事。在我担任中国工程院能源学部副主任的时候，当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朱光亚批过来一个文件，涉及核废料后处理技术的一个方案。当时一家核研究单位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就是从乏燃料中把没有烧掉的铀和钚分离出来，再重新利用。这个思路虽然比较新，但却没有任何直接的把握，而且要从头开始研究。与此同时，在核系统内部，还有一个比较老的后处理方案，也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方案，因为国家一直没有拨钱，所以这个后处理的方案时间比较长，没有突破性的成就。后来斟酌了很久，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把那个创新的方案中有些可取的地方用到传统的方案里面，将它们两者结合起来。后来朱光亚知道了我们这个意见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对待一个很昂贵的、很长期的、很复杂的后处理技术应该慎之又慎。”现在看来，他的这一决策很有前瞻性。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朱光亚没有直接领导过我，但他的思想却指导了我一生。他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

 

 

2005年中国工程院在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我给工程院讲党课，其中有一个内容是注意收集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当时，我讲到朱光亚院长的事迹：1950年，朱光亚一语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资助，借道香港回到祖国，在船上他们几个同学一起给在留美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上他们写到，“我们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呼唤，回去吧，让我们把我们的血汗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民族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光亚先生高尚的品德，得到了李政道先生的赞赏。温总理说，光亚同志为我们的国防事业和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功勋，他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作为工程院的院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朱光亚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战略家。在核武器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他一直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无论是核武器的发展战略，还是许多关键技术，他都起着决策领导人和主心骨的作用，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朱光亚老师任中国科协主席时，我是他的助手，他让我管咨询方面的事情。换届以后，他又管教育方面的事情。作为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也因此有机会听他对咨询工作提出非常有见地的指示，他强调调研和注意需求。同时我们也有机会陪同他去香港考察访问，那段经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他已补选为政协副主席，在香港期间，我们都担心他的安全。在整个香港考察访问和学术讨论的时候，他都是非常谦和、随和。他夫人徐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徐老师的家就在香港。但当时情况特殊，他们面临着能不能去家里，怎么去的问题。朱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随和，也非常配合，听从安排。

 

我终身难忘他那种品德，他有种宁静而致远的境界，在我们眼里他是一种非常崇高和伟大的形象和精神境界，但他其实非常亲和，待人随和，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人，跟他说话，他总会笑一笑。他不大说话，为人低调、不摆架子，而且实事求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从基层出来的，直到中国有了原子弹以后，在报纸上看到朱光亚了，当时的印象是他是搞尖端研究的，也没有机会见面。1994年筹备中国工程院时，朱院长来了，尽管非常有名，但他不太爱吭声，以后一直到建院，他当上院长，历次主席团开会，朱院长每次都到，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沉静、深思、睿智，总是在思考别人发言的内容，他自己再明确地判断。在风格上他是博大的、谦虚的、民主的，这些品格给人印象很深。

 

从他的经历和生平来看，他既懂科学，又懂技术和工程，他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还是在国外，书都念得非常好，技术上也有明确的判断和理解。他是核弹的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不能只懂一点，要有非常宽的知识面，还要有管理能力，他是有这个本事的。我们的原子弹、核弹能走到这一步，光懂原理是办不到的。

 

搞咨询也好，搞学术也好，必须要有眼光、能力、悟性，才能把工程院的特征和长处体现出来。讨论工程院章程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光亚他们都在，从章程、建院、学部设置，以光亚院长为首的第一届领导，以及后来宋健主任、徐匡迪院长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对工程院的贡献、建设、发展壮大非常重要。特别是朱光亚院长一直强调坚持院士标准和院士质量，这对我们思考问题以及推进工程院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

 

 

光亚主任不幸辞世，消息传来，我甚感悲痛，参加工作46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深受他的言传身教，受益匪浅。见证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国家科技事业和科技队伍建设呕心沥血，奉献终身，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实施以来，他直接领导我们专家组的工作，给予了系统性的具体指导，使我们领悟到他在几十年科技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学术思想。他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是一位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的战略科学家。他功底深厚，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心胸开阔，提携后人，赢得了后辈工作者内心的钦佩。

 

 

光亚同志作为杰出的科学家、科学组织家、战略家，其潜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老一代科技界人物所共识。1959年，钱三强推荐年仅35岁的朱光亚到当时的二机部九所主管技术工作。朱光亚为我们国家核武器的研制、发展以及小型化，包括后来制定核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两弹元勋的书出了很多，唯独没有写光亚同志的。我问过，他不说话。他秘书告诉我，不是没人写，一本又一本地写，都被他压下来了。他说“以后再说”，就这么一句话。

 

2001年，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要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出一本传记。23位的传记当中，有的篇幅达到8万字。唯独朱光亚亲笔写了一篇发展原子弹的综述，客观地写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写自己，全文不到6000字。

 

1994年，朱光亚众望所归，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回想起来，光亚同志为我们工程院留下的财富很多，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有形的。那时，四年当中增选了三次院士，还要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小到财务制度，大到章程、增选办法、操作细则。光亚同志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但是原则问题抓得很细、很严。

 

1996年，有报纸想利用院士给医疗机械做广告，马上有老院士给我打了电话。我向朱光亚作了汇报，他说院士做广告这件事情要好好抓。后来在会议上，他提出成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推荐潘家铮和侯祥麟做主任和副主任，并督促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提出“越具体越好，不做广告，不做文章，制定出的规范和行为准则要能够执行，能够检查”。后来不到两个月，道德建设委员会就成立了。

 

朱光亚对院士队伍的建设一直是非常严格地抓，非常细致地过问，毫不留情。朱光亚对工程院机关建设也非常重视，他说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要有一种好的习惯。而他严于律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到了“极端”。

 

1996年10月份，光亚同志得到了“何梁何利杰出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他让我代他去领支票，把所有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我知道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建议说能不能捐一部分，留一部分。他说还是按他说的办。第二天我拿支票时，又重复了一遍这一建议，他说不要变。第二天还找我谈话说这件事不要宣传，对内对外都不要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捐款这件事。

 

光亚在工程院的时间很短，但为工程院留下的东西永远值得我们记忆、学习、发扬。

 

 

今天在中国工程院召开沉痛悼念朱光亚同志的追思会。大家在追思会发言当中，都深切地回顾了光亚老院长光辉壮丽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作为一位卓越的科学家，特别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杰出的工程技术大师，为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热切地称颂了他作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所具有的献身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他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为中国工程院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光亚老院长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科技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永载史册。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让我们大家铭记和践行光亚院长的嘱咐，不负国家重托，推动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

 

（本报记者计红梅、肖洁、张巧玲采访整理，黎青山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