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从1991年到2002年，作为秘书，我有幸在侯老身边工作了11年。他的言传身教，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当初组织上安排我给侯老当秘书，我心里既高兴又不安。对侯老我早就知道，他是1931年参加南京抗日请愿团的燕京大学学生；他是读着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追寻真理，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是1950年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留美博士；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世界著名科学家，曾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我总觉得他是个大人物。可与侯老一接触，不安的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性情随和，平易近人，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品格更让我们敬仰。

　　这次侯老知道要宣传他的事迹后，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工程院领导，诚恳地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还是不要宣传了。”当得知这是四个单位党组的决定后，他觉得讲一讲他的人生经历，对于后人或许有一些启示，于是他亲自写了一页纸，大家还以为是补充事迹材料呢，可拿来一看，原来是讲述了他在科研上不成功的事情，来提醒大家宣传要实事求是。
　　侯老出差不管到什么地方，关心的只是工作。记得他任全国政协科技组副组长期间，有一次到地方调研，因为当地两个单位之间没有衔接好，没有及时安排车辆来接，侯老就乘长途汽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目的地。当基层单位的领导看到年近八旬的侯老，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眼前时，感动和愧疚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侯老任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期间，经常出访或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曾多次陪同他出国的一位同志说，以侯老这样的身份和高龄，出国完全可以住高级饭店，可为了开会方便，他和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饭店。他完全可以租用机场贵宾室休息或租用专车，可我跟他出国九次，他一次也不让租，而是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坐会议提供的大客车，因为侯老舍不得多花国家的外汇啊！
　　侯老家里的家具用了几十年，也舍不得更新，几年前搬入新居后，还保留了一部分旧家具。侯老平时穿着也很简朴，衬衣领口都磨毛了，有的地方甚至破了，他让夫人补一补继续穿。侯老平时总是把自己用过的复印纸收集起来，再用另一面起草文稿、打印资料。有时老两口到饭馆吃饭，如有剩菜他一定要打包带回家。在外人看来，侯老似乎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大气的人。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侯老在50年代每月就享受国家提供的100元补助金，他却把这些钱都交了党费，一次就曾交过8000多元。文革后单位给他补发了工资，侯老也全部缴纳了党费。那时候一名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才几十元！

　　1986年，侯老因在炼油和石化科技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荣获了意大利马太依科技大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侯老把自己获得的25000美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为我国石油石化科技人员购买了大量急需的国外科技图书。
　　1996年，侯老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捐出50万元，设立了“侯祥麟基金”，用来扶持和奖励石油石化领域的青年科技人员。目前已有227名青年科技人员获得奖励。在侯老的心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五十年代侯老把母亲留给自己成家用的、位于广东汕头的三层小楼房和一座花园捐给了当地政府，希望用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上。八十年代初，家乡落实政策，归还了侯家的另一处祖屋、花园等房产。侯老对原籍的亲属说：“现在国家教育事业困难很大，家乡学校的条件也比较差，咱们把这些房子捐了，用于办教育吧！”
　　在侯老的工作日程里，是没有节假日和“八小时”概念的。他的女儿说：“从我记事以来，就没见过父亲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他年岁这么大了，眼睛又近视，看资料需要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劝他别太累了，可他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最近，有年轻同志问侯老：“怎样才能成为科学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每天只工作八小时，当不了科学家。”
　　尽管侯老已90多岁高龄了，可他还经常来办公室上班，人们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有一位70多岁的老部长感慨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位90多岁的老科学家去上班的背影，就对自己说，你还小呢，还得做更多的工作啊！”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科学探索生涯中，侯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处不体现着先国后家的高尚情操。
　　2004年6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听取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的汇报。作为课题组组长，侯老以科学家严谨、负责的精神，认真地做了汇报发言。课题汇报进行中，温总理从工程院领导那里听到侯老夫人病重的消息，马上让工作人员给医院打电话询问病情。汇报结束后，总理亲自将侯老送上车，希望侯老和夫人多保重。
　　侯老的夫人李秀珍在4月初就已生病，医生一直要求她住院治疗。侯老的夫人退休前在石科院任研究室主任，我们都习惯称呼她“李主任”。当时李主任考虑到侯老毕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是很好，现在课题研究任务又很紧张，尽管大家都劝她尽快住院治疗，可是李主任一直没有去住院。
　　后来，李主任的病情发展得很快，病理检查结果是一种罕见的病，5月上旬迫不得已才去住院治疗。侯老的两个女儿同我商量，要不要把病情诊断结果告诉侯老。她们担心父亲的身体，而且李主任也叮嘱我们不要将她的病情告诉侯老，因此我们决定暂时瞒着侯老。
　　接受放疗后，李主任的身体十分虚弱。可是每逢侯老来医院探望，即使李主任刚抽过胸腔积水，她也总是忍着巨痛站起来，咬着牙走上几步，好让侯老放心。李主任最知道侯老此时此刻肩上担子的份量，她在病床上还反复叮嘱我们，等课题研究完成后，再慢慢将她的病情告诉侯老。
　　战略课题研究进入最关键的时候，眼看着李主任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有一天，我接到侯老的电话，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当时我马上就有一种感觉，侯老肯定要问夫人的病情，按理说接到部长的电话我应该立刻就去，可那次我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我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走进侯老办公室。几天不见，侯老略显得有些疲倦，见我进来后，侯老立刻放下手中的资料，十分急切地询问起夫人的病情。看着侯老焦虑的眼神，我真想把实际情况告诉他，可是一想到侯老的身体，想到李主任的叮嘱，我又怎能忍心以实相告呢？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侯老讲过一句违心的话，这是第一次在我最尊重的老部长面前说了谎。
　　这对相濡以沫、情深意笃的老人，已经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即使是身处逆境，他们也始终手挽手相伴前行。侯老长年忙于工作，他的衣食住行，几十年来都是李主任一手照顾。侯老曾经这样说过：“我不会忘记我的夫人李秀珍女士在‘文革’中为保护我而忍受的一切。我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与她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2004年6月25日——就是课题组结题汇报的那天，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上午，李主任的病情急剧恶化，医院采取了一切措施，竭尽全力延长病人的生命，希望争取到侯老能来医院再见上夫人一面。侯老的小女儿在病床前紧紧地攥着妈妈的手，将脸贴在妈妈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妈妈，您要坚持住啊；妈妈，您一定要等爸爸回来呀！妈妈！”女儿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脸上，可是妈妈已经听不见女儿的呼唤了，但女儿坚信，妈妈的心和爸爸的心是永远心心相印的，一定会等到爸爸到来的。
　　课题汇报结束后，侯老赶到了医院，在病床前紧紧握住老伴的手，久久地不愿松开。我们担心侯老的身体，劝侯老尽早回家休息。可是侯老回到家中并没有休息，而是打电话找医学界的专家朋友给老伴治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侯老离开医院两小时后，夫人已离他远去了。
　　夫人的离去，让这位90多岁的老人悲痛万分，我从来没有见过侯老如此地痛苦。温总理特意委托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对侯老表示慰问。侯老并没有被悲痛所击倒，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擦干泪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坚强意志，不久又投入到课题的后续研究工作中去了。
　　去年冬天侯老因患肺炎住院，医生一再叮嘱他要注意休息，可侯老还是让小女儿偷偷地把笔记本电脑带进医院，一边输液，一边口述课题的后续研究要点，让小女儿帮他记录。这是何等感人的忘我精神啊！
　　也许有人不明白，在侯老那并不魁梧的身躯里，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有着67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与祖国风雨同行了93个春秋岁月的老科学家。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或许我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或许我们的工作并不引人注目，但只要像侯老那样，始终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赤子之情，我们就会像他那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