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草绿。
京城黄寺的寓所门前,草坪已经返青,玉兰树含苞待放。附近的人们每当从这里经过,仍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熟悉的身影。
朱光亚,斯人虽已远去,身后却浩气长存。
“两弹”功勋
1942年夏,18岁的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校歌的激励下,朱光亚开始了他为民族复兴而学习、研究的征程。在这里,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教授,并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天赋才华。
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朱光亚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途中,朱光亚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并牵头起草了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归国后,朱光亚相继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后来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大批人才。
1955年,为了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
在赴美学习实验核物理整整9年后,朱光亚终于拥有了为新中国核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面对技术研究从零起步的困境,他领导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了国内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组织整理参考资料,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的研究与实验,构建完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技术体系……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他的一生忠心报国,始终把科学技术和振兴中华密切结合起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说,“从美国回国后,他按照国家的需求,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始终为国家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战略科学家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严谨。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
他的老秘书张若愚至今难忘——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说,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他的衣物和日用品也像文件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父亲做事严谨,但并非只关注细节,他会用战略的眼光考虑每件事的可实行性,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
早在1964年,朱光亚就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刻苦攻关,到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朱光亚毕生把富国强军作为不懈追求。他曾对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说,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不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
1971年,他欣然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考验、试制等进行有力指导。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著名核物理学家胡思得院士满怀崇敬地说:“朱光亚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一直身处决策层,无论是在发展战略,还是在关键技术方面,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用浮名伴此身
与深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亚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谦厚儒雅、低调做人的为人品格。
生活中的朱光亚非常简朴。朱明远回忆说:“父亲有个百宝箱,收集了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剩菜剩饭一定会留着下顿吃。”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整整跟随了他近40年的时光。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朱明远结婚时,朱光亚送给他一个收音机当作结婚礼物。因为使用频繁,收音机出了小故障,只得暂置一旁。不久,收音机就被朱光亚拿去悄悄修好了,还特意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哪个按键被修理过,使用的时候要轻一点。
朱光亚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的节俭不是因为没有钱。
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捐款后,他还反复叮嘱葛能全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核事业上的成就时,朱光亚总是谦虚地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不用浮名伴此生”。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朱光亚一生做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