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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主要就做了一件事。”他曾说。从22岁赴美国考察原子弹，到35岁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从见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全面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朱光亚的一生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位传奇科学家虽然已经离开了他始终牵挂的祖国和事业，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却如同寰宇中那颗明亮的“朱光亚星”，将永远光耀后世。
“中国人要做出原子弹，只能靠自己”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看到半空中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潸然泪下，近20年的梦想，此时终于实现。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这让当时不满21岁的朱光亚深受震撼。怀着原子弹之梦，他于第二年随同华罗庚、吴大猷赴美考察。
一行人抵达后，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中国人要做出原子弹，只能靠自己。
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1949年6月，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为此后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5年，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朱光亚奉调参与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次年9月又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所长钱三强的领导下，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这段时间，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然而，1959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随后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被迫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起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1962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争论。9月，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他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件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还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周恩来在会上拉着朱光亚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1964年10月16日，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天，朱光亚开怀畅饮，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醉了。
接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仅用两年时间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朱光亚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一直身处决策层，无论是在发展战略，还是在关键技术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胡思得回忆说。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扬言：“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三国签订该条约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并提出建议：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将核武器研制成功。
同时，报告还战略性地提出：我国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中央专委会1963年9月做出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等人的指挥下，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朱光亚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奉献”
1991年5月，朱光亚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导人，他十分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
在1992年初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朱光亚指出：“今后10年，现在处于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绝大部分将退出第一线岗位，各个科技领域进一步开拓前进的重任，必将历史地由现在年轻的一代人来承担。如何在这10年为培养和造就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也是现在老年、中年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更是所有青年科技人员翘首以待的大事。”
早在1987年，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朱光亚积极支持钱学森的倡议，设立了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1994年，为进一步扩大该奖的影响力，该奖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实施。
中国青年科技奖至今已评选表彰了12届。大多数获奖者已成长为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带头人，其中40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8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30多人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80多人担任科研院所负责人，20多人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白春礼、冯长根、杨卫、张泽、袁家军、邓中翰等一批获奖者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才。
在倾心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同时，朱光亚身正为范，默默用行动作为榜样，以崇高的风范感召他人。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捐款后，他还反复叮嘱葛能全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朱光亚的儿媳顾小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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