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草绿。

　　京城黄寺的寓所门前，草坪已经返青，玉兰树含苞待放。附近的人们每当从这里经过，仍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熟悉的身影。

　　朱光亚，斯人虽已远去，身后却浩气长存。

　　“两弹”功勋

　　1942年夏，18岁的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在这里，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教授，并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天赋才华。

　　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朱光亚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途中，朱光亚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并牵头起草了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归国后，朱光亚相继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后来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大批人才。

　　1955年，为了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在赴美学习实验核物理整整9年后，朱光亚终于拥有了为新中国核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组织整理参考资料，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的研究与实验，构建完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技术体系……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战略科学家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他的老秘书张若愚至今难忘——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说，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父亲做事严谨，但并非只关注细节，他会用战略的眼光考虑每件事的可实行性，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

　　早在1964年，朱光亚就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刻苦攻关，到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1971年，他欣然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考验、试制等进行有力指导。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不用浮名伴此生

　　与深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亚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谦厚儒雅、低调做人的为人品格。

　　生活中的朱光亚非常简朴。朱明远回忆说：“父亲有个百宝箱，收集了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剩菜剩饭一定会留着下顿吃。”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整整跟随了他近40年的时光。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朱光亚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的节俭不是因为没有钱。

　　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核事业上的成就时，朱光亚总是谦虚地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不用浮名伴此生”。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朱光亚一生做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