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作者：王卉 时间：2012-08-13

    李文华是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今年上半年，他连续获得两项大奖，分别是“2011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特殊贡献奖和第七届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生态类最高奖“中华宝钢环境奖”。

    这两个奖项都属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方面的社会性大奖，其目的在于引导社会公众积极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他时，李文华说：“生态保护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的很多同行都比我做得好。我很感谢推荐单位和评委们对我的厚爱和激励，我只能在有生之年，用更大的努力来回报社会对我的关怀。”

    李文华一向低调，并不愿意报道他个人。

    记者与他已经非常熟悉，也数次就生态专业方面的话题采访过他，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正因为如此，李文华不得已接受了记者此次采访请求。他更愿意把这次采访当做朋友间的一次聊天。

    采访中，李文华说得最多的就是“感恩”。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何德何能何有幸，翰墨难尽感恩情，高山林海寻出世，涅槃生态竟繁荣。”

    何以获奖

    获奖对李文华来说是意外惊喜，他说：“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建设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自知做的还很不够。另一方面，环顾周围的同事，特别是正在一线拼搏的生态工作者，他们才是生态建设的实干家和脊梁。与他们相比我心中有愧。”

    什么原因使他得到了大奖，就像记者询问他的，对此，他也在反复问自己。

    他琢磨，获奖也许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二，科学工作者应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三，生态环境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人们以毕生的精力为之不懈努力。

    李文华认为，他的获奖不仅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一大批在生态和环保岗位上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他们那个时代成长的科学工作者，基本特点是相似的，许多人都在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而获奖的只能是少数人。“在我得知自己获奖时，我立刻想到的是时代为我提供的各种条件和机遇，几十年一路走来，在各个阶段都有无数朋友的帮助才取得一些成绩。”李文华说。

    误入生态之门

    李文华完全是误打误撞，进入了生态学领域。

    冬日里，可以不用在简陋的教室受冻，能到一个又暖和、人又不多的图书馆借书看，这给李文华的中学记忆留下一抹温馨。

    这是一个美国新闻处向公众开放的小图书馆。就在李文华所在的中学附近。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有关自然保护区的书中看到介绍森林公园的文章，特别是那高大雄伟的巨杉给当时的李文华带来心灵的震撼。作为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的学生，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这使年幼的李文华萌生了到大自然中去遨游的朴素愿望。

    高考报名时，正好有北京大学森林系，报名的人也不是很多，李文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院系调整后，森林系从北大分出，成为北京林学院。

    可是真正进了学校，李文华感到自己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当时不论是林业还是林业院校，在社会上都不受重视。一提到林业，人们想到的就是挖坑种树。他曾经想转学，但当时所受的教育是服从分配，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能挑三拣四。经过领导做思想工作，他安下心来，通过学习和工作，慢慢对所从事的专业产生兴趣。后来到前苏联留学，学的是生态地植物学，就这样走进了生态学的广阔领域。

    让李文华始料不及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会变得如此严峻；生态学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分支学科发展成一级学科，受到社会广泛重视。可以说，60　年前的“错误选择”，竟成为他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事业。

    多方面的经历和锻炼

    从全球来说，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科学的舞台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

    李文华认为，生态学真正在我国产生和发展，是在1949年之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有幸经历了生态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各个阶段。

    之前，也有老一辈科学家在做生态学研究，但更多属于个人的探索。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他们的精神值得赞美和学习，而由于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规模。同时，在国际上，上个世纪中叶以前，由于生态学自身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欠缺，以及狭隘的纯自然主义倾向，生态学仍是生物科学中不受人们关注的一门分支学科，甚至对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都有一些争议。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在面对这些无法用传统学科途径来解决的问题时，生态学开始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也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生态学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李文华最初在北京林学院学习时，该学科还不叫生态学，属于森林学的范畴。那时也没有教材，都是从前苏联照搬。

    后来我国根据实际，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态学，改革开放以后，又接受了西方欧美的生态学。可以说，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在逐渐和国际接轨。

    伴随着生态学在我国的从无到有，李文华对生态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回顾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历程，李文华感到：自己确实很幸运，国家为自己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机会并非坦途，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付出艰辛的劳动。

    李文华毕业留校后的第一个冬天就被派到小兴安岭林区，为第二年前苏联专家将要进行的森林调查做前期准备工作。“当时已是大雪封山，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踩着黑熊的脚印，在林海中里艰难地跋涉，在临时的帐篷前体验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受。”忆及这一段艰苦的经历，李文华颇感兴奋：“这也是国家给予我的一个培养机会。”他从小兴安岭到大兴安岭，再到长白山，就这样开始了自己林业研究的征程。

    之后，留学的机会又垂青于李文华，而且是有幸跟随前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的著名教授苏卡切夫院士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对苏卡切夫这位著名的生态地植物学家，李文华仰慕已久。“他在生物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到我国访问。那时，我还是名在校大学生，根本没有资格和他接近。当我到前苏联科学院林研所学习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在前苏联的学习，不仅使李文华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更使他学习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收获了友谊。

    同样使李文华感到庆幸的是，他有机会与我国生态学界的一些老前辈密切接触，包括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和吴征镒等著名的生态学大师们。他们的学术思想、国际经验和人格风范等均成为李文华学习的榜样。

    李文华从事的工作比较广，最初是做自然的生态研究，后来进行青藏科学考察，还做生态农业和小流域治理工作，再后来又侧重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补偿等等，现在还在领导着农业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不管是哪方面，李文华都带领着团队，很努力地工作，并都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只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有些工作往往是开了头之后，又因国家需要转去做别的工作了。同时令李文华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在这些领域不断深入。

    李文华强调他“一直在学习”，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每次会议都把它作为最好的课堂。因为很多会上，报告人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这也使我能了解最新的前沿性成果。”

    这个过程中，李文华都是很认真地做笔记，并认真思考，“我自认为是一个迟钝但是还比较努力的老学生。”李文华自嘲。

    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环境全球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变革时期，李文华认为，积极地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也是生态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他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当代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资源网络联盟、东亚生态学会联盟等等。而且不仅是参与，还有幸在其中担任职务。

    李文华是第一个在国际组织中担任多个职务的中国科学家，诸如担任理事、轮值副主席、轮值主席等等。包括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担任了两任协调理事会主席。

    “那么多机会都能落在我的头上，是很难得的。如果我早有准备，外语更好一些，对国际情况更熟悉一些，我们国家的基础更好一些，我也许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回忆起来，李文华仍有些自责和遗憾。

    生态建设需要广泛参与和合作

    生态建设涉及到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教育培训以及环境宣传等诸多方面。李文华认为只有举全国之力，动员公众广泛参与才有可能取得较好进展。

    李文华认为自己的整个工作历程，是与很多人分不开的，是与其他专家的配合分不开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为把我国在生态学领域的优秀成果及时加以总结，发扬光大，传播出去，李文华正在组织生态学界的科学家们编写《当代中国生态学研究》论著，试图对我国近二三十年的生态学发展进行总结。

    此举可谓是“兴师动众”。

    有的朋友和学生认为，在当今功利思想泛滥的大形势下，做这样的工作既无项目支撑，又无人力保证，对于一个进入耄耋阶段的老人，是一件“自讨苦吃”的差事，“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件对学科发展和生态建设很有意义的事业，是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的”。李文华说。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李文华已经邀请到生态学领域一百多位专家参与这项工作。他们基本都是我国当今生态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院士就有十几位，还有不少是“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这件看起来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目前进展得还不错，第二稿已经到位。在修改的过程中，大家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而且还要按李文华的要求不断进行修改。

    能做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对生态学发展共同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长期建立的友谊。包括我的很多学生也在其中做了一些很烦琐但又是很必要的工作”。实际上李文华是在享受这一工作过程，“人若没有梦想，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思所忧

    生态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作为一个生态学者，既可以在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确定一个方向锲而不舍，深入研究下去，也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面向问题进行研究。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任务驱动”，李文华这一代人多半走的是后一条路。

    李文华很羡慕当今的一些生态学者，能在一个领域长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加上现在仪器好、人手多，又有资金保证，工作能做得越来越深入。

    回顾起来，李文华说：“从个人来说，如果再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也许不会选现在的工作方式。我更愿意在自己最有兴趣的方面深入下去。”比如他最初做的是森林研究，他想也许自己会在暗针叶林研究方面不断做下去。

    “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作为个人也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李文华说，“我们的许多前辈，自己千方百计地募集点经费，雇几个工人，到深山老林去进行生态学研究，有人甚至还在工作过程中被土匪杀害。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幸运多了。”

    相比较而言，现在的条件更好了。今后的工作还要靠后来人。在留下一些遗憾的同时，李文华对年轻人也寄予更高希望。最近在多种场合，李文华都寄语我国的年轻生态学者要“自豪、自信、自律”。

    要自豪，是因为通过努力，我国的生态学能自立于科学之林，并正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要自信，是因为我国有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拥有的丰富的自然条件，可以认识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另外，我国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于生态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要自律，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李文华认为，这一点尤为重要。现在很多人很浮躁。“文章是发了不少，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什么突破？在实际中能解决什么问题？投入和产出值吗？科研人员在这一点上也应追问自己。”

    就我国生态学研究而言，李文华认为与国际生态学发展水平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对于社会上一些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和成果奖励的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学风，李文华认为这里有科研体制、政策引导和学术氛围问题，也有研究者的素质能力和观念意识问题。

    李文华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修改完善现行的科研绩效考核和成果评审制度，为科研人员创造一种高效、宽松、务实、创新的学术环境；同时，李文华也非常希望工作在第一线的青年生态学工作者，能够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做好一些基础研究工作。

    学术名片：

    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森林生态、自然保护、生态农业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指导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自然资源学报》、《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和Journa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主编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