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网（新闻中心） 时间：2012-09-24

    1960年10月1日，他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书籍，一头挑着简单的行李，投身中国核试验事业。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将军依据他测得的冲击波数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001年12月，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依然殚精竭虑奋战在国防科研试验第一线。

    2012年5月31日，他在病房里9次要求下床工作，在电脑上连续整理科研资料近3个小时，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后，溘然长逝，享年75岁。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

    这位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逝世后，总装备部某基地全体将士含泪捧送挽联：“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病床上的钢铁战士

    从林俊德住进西安唐都医院到去世，只有8天时间。

    医疗记录本上，医护人员记下了一个“钢铁战士”最后的时刻。

    5月24日，住进病房第一天。医生和林俊德商量治疗方案，林俊德恳切地说：“我是搞科研的，最相信科学。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

    同事、学生、亲人纷纷来到医院看望他，林俊德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

    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对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

    5月26日，住进病房第三天。早上起床时，林俊德让老伴去向医生请假，说周末医院可能不会治疗，看能否让他回单位工作。医生给他量了体温，低烧，坚决不让出医院。吃过早饭，林俊德病情突然恶化，消化道大出血，被紧急送进重症监护室。

    醒来后，林俊德拉着主治医生的手说：“我是搞科研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他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我的时间不多了。”

    5月29日，林俊德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导流管、胃管、减压管、输液管等各种管子。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导流管和胃管，他反复对医生说：“带着管子工作不在状态，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最后，医生给他拔掉了3米多长的导流管。

    5月30日下午，林俊德几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把办公桌搬进病房。谁也不敢答应。基地领导前来看望，他说：“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再作治疗了，二是请你说句话，让他们把办公桌搬进来。让我工作，我可能还能多活几天。”基地领导含泪同意他的请求。

    从晚上18时40分，一直到23时20分，林俊德多次拒绝护士、家人让他上床休息的请求，在电脑前工作。其间，他见了单位领导和数位学生，和大家合影，并留下遗言。

    5月31日，住进病房第八天。从早上7时44分到9时55分，林俊德不断提出要下床工作，这时的他极度虚弱，努力想要自己坐起来，走到办公桌前。试了8次，都没有成功。第9次，他终于起来了。

    9时55分，学生和护士一同把林俊德扶到办公桌旁。他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你们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工作。”

    10时30分，在大家强烈劝阻下，林俊德暂时停下了工作，但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不愿上床，他说：“坐着就是正常人，躺下就是病人。”医生劝他躺下休息，他说：“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谢谢。”

    10时54分，林俊德交代学生，资料从电脑中找，按ABC的顺序排，一定要把保密资料清干净。

    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

    12时30分，大家把林俊德扶到床上。下午，林俊德陷入昏迷。老伴黄建琴一直紧紧握着他的手，贴在耳边说：“老林啊，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把家当旅馆，一心扑在工作上，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19时40分，林俊德停止呼吸，过了几分钟，又恢复呼吸。

    20时15分，心电图成直线，林俊德平静地离开了。

    虽然早过了下班时间，但病房的全体医护人员都自发留了下来，大家排成两列，深深三鞠躬，含泪向这位令他们敬仰的病人告别。

    从罗布泊的荒原戈壁，转战到医院病房这个特殊战场，林俊德用钢铁般的意志完成了一名国防科技战士最后的冲锋。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临终前，林俊德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国防科研试验，我很满意。”

    在总装备部某基地历史展览馆，摆放着一台形状像“罐头盒”的仪器。解说员介绍，那就是林俊德带领项目组研制成功，并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立下卓著功勋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

    这台如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仪器，见证了林俊德和同事们在罗布泊荒原戈壁度过的艰辛岁月，也记录着他们占领一个个科研高地的攻关历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打破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我国作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抉择。1960年，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某研究所。报到第二天，所领导向林俊德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当时我国的核试验事业刚起步，他和其他科研人员住着地窝子，吃着玉米面与榆树叶合蒸的窝头，喝着又咸又涩的河水，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科研攻关。

    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指挥帐篷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物理学家程开甲带着林俊德匆匆地赶到指挥部。“副总长，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

    张爱萍接过计算结果，迅速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一看站在一旁的林俊德，激动地拍着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压力自记仪立了大功，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第一次氢弹试验前，林俊德奉命研制测量高空冲击波的压力自记仪。在高空测量冲击波比地面更难，需要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这让林俊德和他的项目组面临严峻考验。

    由于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的低温下工作，当时单位没有低温箱，冷库的温度也满足不了要求，林俊德和同事就背着仪器，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在空气稀薄、寒风刺骨的山上整夜做实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探索，最终赶在爆炸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整个大气层核试验时期，林俊德带领课题组对压力自记仪不断改进创新，经受住了各种试验方式、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

    当我国正在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地下核试验。为限制我国核武器发展，他们联合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国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

    相比地面和空中冲击波测量，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林俊德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他带领项目组深入研究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不断改进测量方法和技术。经过20多年艰苦攻关，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林俊德已年近半百，但依然冲锋在科研一线。

    ——1987年，他把冲击波测量技术成功应用到常规兵器试验中，带领项目组发展了声电报靶技术、声电落点定位技术，解决了国际上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难题，研制的设备系统已装备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及时启动核试验地震、余震探测及其传播规律研究，全面收集分析全球地震数据，把地下核试验应力波测量技术向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拓展，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2001年当选院士后，他主动担纲某重大国防科研实验装备的研制任务，在各种方案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他带领攻关小组连续攻克方案设计、工程应用、实验评估等难关，最终取得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研制了适合各种实验要求的系列重要装备。

    52年扎根戈壁大漠，林俊德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他曾说过：“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不是痛苦的回忆，留下的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尊。”

    第371座坟茔

    今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领导的办公桌上。

    信是林俊德写的，言辞激烈，语气率直，内容主要是关于基地爆炸力学技术发展的科研设想和技术思路。

    作为我国爆炸力学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林俊德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谋划基地爆炸力学技术的发展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直接关系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长远发展。

    几天后，林俊德当面向基地领导汇报。谈话间，基地领导发现他面容憔悴，身体明显消瘦，劝他立即去医院进行全面体检。林俊德答应了，临走前一晚，他还赶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技术项目建议交给基地领导。

    在北京，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

    时间不多了，林俊德骤然紧张起来。

    一些技术方案需要梳理完善。关于基地爆炸力学技术的发展路线，他写下许多思想片断，如不抓紧形成系统的总体方案，那些灵感将会成为散落一地的珍珠，再也串不起来。

    还有科研资料需要归档。如不抓紧整理，很多科研资料，包括学术思想、技术思路、实验总结会被淹没在电脑里的大量文档中。交给他人，将如同大海捞针。

    学生的论文还需要审改评阅。两名博士即将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意见，不仅要影响他们毕业，两个前沿课题的进度也将延缓。

    林俊德怕手术治疗耽误时间，几次拒绝医生提出的手术方案。后来，他向基地领导提出，为方便工作，请求转院。

    基地领导极力劝阻。他掰着指头，一项一项列举手头的工作。最后，他焦急地说：“我的病情我清楚，要我活得有质量，就让我工作。”基地领导只好同意让他转院西安。

    生命最后时刻，他坦然面对生死。临终前，林俊德对基地领导、对家人反复交待：把我埋在马兰。

    在马兰烈士陵园里，迎面是高高耸立的“H”形纪念碑，碑文上这样写着：“这是一块沉睡了千年的国土，又是一块擎起祖国母亲脊梁的热土……瞬间的辉煌铸造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也为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争得了地位，更激起了饱经外国列强欺辱的炎黄子孙的自尊与骄傲。安葬在这里的人们，就是为创造这种惊天动地业绩而献身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纪念碑后，一座座坟茔整齐排列，他们中有“两弹元勋”朱光亚、核试验场特种工程建设总指挥陈士榘、首任核司令张蕴钰……

    370座坟茔静立戈壁滩，370个英灵列阵守望。

    安葬林俊德的第371座坟茔刚刚建成，青石光洁，无碑无字。

    370个英灵在等待，等待和他们一样为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奉献一生的老战友林俊德。

    那时，他们当含笑相聚，举杯相庆，为一次次东方巨响，为一次次地火奔腾，为后来人接过他们手中的旗帜，在万里戈壁吹响新的集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