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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诚:大道国医 忠诚天下

来源:二局科学道德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2-10-16

【 字号   】

    栏目:BTV1(身边) 时间:2012-10-11

 

    2012年8月10日的北京医院送来了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

 

    “是,前列腺癌。”

 

    面对这位病人,医生在为他用药时却再三踌躇,因为和正常人不同,他体内的白细胞不到3000,而白细胞是人身免疫力一道屏障,一旦使用化疗药,就会破坏人体白细胞。这位病人本身也是一名医生。

 

    他叫王忠诚,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接触(射线)血项降下,一会就2000多。”

 

    而造成这一病情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从62年前开始,王忠诚为了能治好患有脑部肿瘤的病人,主动选择了让自己暴露在X光射线下达7年之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晨:“就在那X光机下一次一次地曝光,打完药以后,动脉像过去了再等静脉像,(王忠诚)一个一个的积攒的病例,才把脑血管,脑部的血管在头颅里边是怎么走形的,怎么分支的,才搞出来这本书。”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神经外科刚刚起步,当时的神经外科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特别是在脑外科的诊断上,国内使用的是气脑造影,气脑造影就是向颅内注入气体确定脑部的病变。这种方法不仅让病人痛苦到难以忍受,还有百分之三的人还没有确诊就导致死亡。

 

    当时,王忠诚通过文献了解到,国外使用的血管造影能把危险降到千分之三。为了尽快掌握脑血管造影的先进技术,他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对病例进行X光验证,病人照一次,他就照一次。

 

    “好,拍。”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诚:“一个病人要照3次到5次,那吃的放射线就多了,做的病人又多,那么天天如此,就发烧,因为白血球低呀,我得肺炎得了8次,最后两次差一点丧命。很危险。”

 

    而王忠诚那时就知道,无论将来自己得什么病,都将因白细胞过低,最终结果令医生无计可施。整整花了7年时间,王忠诚至少暴露在X光下2万余次,他以付出健康为代价,积累了2500份资料。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专著,这项技术让数不清的病人受益,也正是这项技术,使我国的神经外科诊断水平同发达国家的距离缩短了30年。

 

    他叫肖志勋,家住河北固安,今年35岁,今天,他急急忙忙地驱车一百多公里去北京,看望一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人22年前的救助,他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肖志勋所看望的老人正是王忠诚,王忠诚与他22年前相识,那时的肖志勋危在旦夕。

 

    肖志勋:“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是两个同学一跑,把我拽一个跟头,然后就是这半拉就跟那个半身不遂似的,都不好使了。当时的好多专家就看了那个核磁片子以后就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得等王院长回来看这个片子,如果他要说能做然后就能做。”

 

    为什么摔了一跤就半身不遂呢,又为什么这竟然是不治之症?原来在肖志勋的脑部藏着一个致命的危险。1990年,肖志勋14岁,摔倒时后脑勺着地,站起来后感觉左侧下肢无力又倒在地上。在当地医院按半身不遂进行输液、针灸等治疗不见好,做核磁检查被诊断为脑干肿瘤。当地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哪儿也治不了。肖志勋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他们怀着要医治好儿子的质朴信念,带着肖志勋开始了漫漫求医路。

 

    肖志勋的母亲:“凡是医院里能有一线的希望,咱都要上医院,咱可不能上俺家来,上俺家来要是什么呢?要有好歹呢,咱得后悔一辈子,这个呢他能好,好不好咱不后悔,就是这样。”

 

    他们在省内四处求医,没有一家医院敢收治,全家人几乎绝望了。1991年2月,15岁的肖志勋的症状加重,肿瘤长在脑干上,这种治疗极具挑战性。肖志勋的父母辗转打听到了天坛医院有最好的专家,带着肖志勋来到了天坛医院,找到了王忠诚。

 

    王忠诚是国内最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回国后,听到肖志勋的病情,马上开始准备治疗方案。

 

    肖志勋:“就是说像这种病,如果说不落后遗症的情况下,应该是在千分之零点几的几率。”

 

    15岁的肖志勋患的是脑干胶质瘤,手术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成功率。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主宰着人的呼吸、心跳和意识,脑干一直是神经外科的禁区,无人敢碰,可王忠诚偏偏要在这个禁区里动刀子。

 

    1991年3月27日,王忠诚院长主刀,开始为肖志勋切除脑干部的肿瘤,由于肿瘤特别小,这种手术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稍有偏差就可能给肖志勋留下终身后遗症甚至导致死亡。

 

    整整8个小时,手术成功了。

 

    肖志勋:“真是再生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王忠诚通过十几年的临床攻关,他发现在脑干肿瘤和脑干的缝隙之间有一层薄膜,手术刀只有不触破这一层薄膜就能把肿瘤完整地剥离出来。终于,他突破了这个禁区,成为世界第一位把手术刀探进脑干禁区的医生。

 

    1995年11月,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做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震惊了世界同行。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天,他和父母一同来到天坛医院,看望救命恩人王忠诚院长。

 

    “您认识我吗?”

 

    “认识啊。”

 

    “河北固安的。”

 

    “肖志勋。”

 

    “对。”

 

    “1991年您给我做了脑干手术。”

 

    “是是是。怎么样?你现在。”

 

    “现在挺好。”

 

    自从手术后,肖志勋两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那几年来到北京打工,当时他在一家餐馆做厨师,每次来看望王院长,王院长都要仔细地为他复查。

 

    “看上边,呲牙,呲牙,舌头伸出来。好。可以,挺好。谢谢。”

 

    王忠诚院长一直牵挂着肖志勋的病情,2009年,19年过去了,肖志勋创下了世界纪录,脑干肿瘤切除后没有任何后遗症,健康生存19年,这在整个医学界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王爷爷,我是肖志勋,我看您来了。”

 

    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躺在病榻上的王忠诚不能说话,肖志勋默默地守候了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

 

    肖志勋:“我一跟他说我来了,他动了一下。22年之前,王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结婚了,而且有两个活泼健康的孩子,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生活过得挺幸福的。”

 

    晚上7点,从北京医院出来,记者准备送肖志勋回河北,可是肖志勋却告诉记者,知道你们要做王院长的片子,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吧,只要是为王院长做的事,我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

 

    告别了肖志勋,我们也回到了机房,整理这么多年来王忠诚为我们留下的一段段视频资料。从这些资料当中,我们读解着一位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都献给了中国医学事业的老人一生的足迹。

 

    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考上北平医学院。1949年,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1952年,王忠诚踏着《志愿军进行曲》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也正是这一次抗美援朝的救援过程,让他从内心萌发了要当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志愿。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长 王忠诚:“在1952年我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我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外科系统、普通外科、骨科、胸外科、泌尿科我都学过,我都可以处理,但是对脑外科,我是没有学过,所以束手无策。因为战伤里边有不少都是脑外伤,所以看到这些志愿军为祖国负伤,而我们没有办法,心里面感到内疚。所以那时候起,如果有机会发奋要学神经外科。”

 

    当年,王忠诚暗自立下誓言,发奋学习神经外科。这个誓言,他用了整整一生来兑现。王忠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颅手术超过万例的人,因此他也被称为“万颅之魂”。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与此同时,他还是做脑血管畸形术数量最多的人,也是切除世界第一巨大脑动脉瘤的人,还是完成脑干手术数量和成功率最高的人。

 

    王忠诚70岁的时候,他又瞄准被视为世界性医学难题的脊髓内肿瘤切除术,再次创造了奇迹。

 

    1995年春天,又一个18岁的患者被抬进了天坛医院,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只剩下不到90斤,全身肌肉严重萎缩,四肢瘫痪,生命危在旦夕。这位患者他叫范勇,当家人把范勇抬到诊室,王忠诚拿起片子一看也震惊了,整个脑部从延髓、颈髓到胸髓之间长了一个粗2.5厘米,长22厘米的肿瘤。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肿瘤就像一座大山横跨在范勇的脑部,占了9节椎体。如果不做手术,范勇活不过1年,如果做手术,那这又是一台从来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敢做的手术。由于脑脊髓是统管人体的司令部,也被称为人脑禁区,稍有不慎,患者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导致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王忠诚当即决定,手术必须做,哪怕只有0.01%的成功率,他都愿意冒险一试。手术前,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

 

    1995年3月16日上午,70岁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终于把这个长22厘米的肿瘤成功剥离。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一例脊髓内肿瘤,王忠诚70岁再创奇迹,国内外也把这次手术称为惊人的“世纪之作。”

 

    “就这儿,现在不太明显了。”

 

    “这上面是看不出来的,从这块到这块。”

 

    两年后,病人不仅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还能扛煤气罐上楼。

 

    如今,经过王忠诚治愈的病人,有许多像范勇这样过着自己正常而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曾经在与死神交汇的刹那被王忠诚挽救。王忠诚用他高超的医术,绝无仅有的发明与创造,创立了中国医学神经外科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 宋茂民:“我们刚建国的时候,中国根本基本上就不怎么会开颅,那么脑肿瘤更不用提。脑肿瘤里我们讲很多种肿瘤,良性、恶性的血管瘤,这种长在不同的位置,都需要去开颅。参考文献是有,光看参考文献能做手术吗?还要做动物实验、人体解剖,尸体、尸头,就是尸头去解剖,去看,然后试验着入路去做,然后再在人身上去做。”

 

    在医学界,北京天坛医院被看作是中国神经外科的“黄埔军校”,他的创建者就是王忠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 宋茂民:“所以很多的入路都是以天坛医院王院士和老一代的这些专家们为核心,去一点点研发,开发出来的,这里边都没有专利,没有知识产权,一培训,一教,大家都会。”

 

    在王忠诚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晨:“就最近我们就这个研究所,买了一个7.0的一个核磁,他全力促成。他说不成,国家没有钱,研究所先用自己的钱买,这样子就促成了一大批的学问和学术水平,包括文章,一下就上了一个层次。”

 

    王忠诚每攻克一个医学难关,就毫无保留地把它传授给弟子,而在全国,有上万名神经外科医生,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王忠诚的学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晨:“他就认为,一个医学生五年制,毕业以后马上给病人开颅,不行,不放心,必须得到我这个学院我教过以后,合格了,你再回到当地再给病人开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副主任 张俊廷:“他觉得他的弟子越多才好,他把所有的这些个技术,所有这些东西都奉献给大家,让大家都学到了以后才能够为更多的老百姓得到更好的治疗,他是这种指导思想。并不是想到天坛医院这个神经外科这个队伍怎么发展大,他想的是全国的神经外科怎么样在世界的同行当中能够站立起来,更高,站得更远。”

 

    在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有12条著名的“军规”,就是王忠诚创立的。病房里的12条“军规”是王忠诚对学生的严和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副主任 张俊廷:“我们有十二条的叫科规也好,规章制度也好,实际上完全都是围绕着病人的质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晨:“血肿、二进宫,还有感染,不管你是啥教授,啥博士,你只要在病人身上出了这三样事,坚决拿下。”

 

    这是13年前74岁的王忠诚即将要上手术台的一段视频。当天,他有两台手术,一台是脑干肿瘤手术,一台是脊髓内肿瘤手术。

 

    “当中有一个白的,你看。”

 

    外行人可能不了解,这两台手术的难度很高,全世界能做这样高难度手术的也不到10人。而开颅手术对医生的要求之严格,不允许出一点差错,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造成病人的瘫痪甚至死亡。

 

    “血压90、60,心率72,呼吸每分钟6次,心率96,呼吸每分钟6次。”

 

    王忠诚时年已经74岁了,他坚持上手术台,高难度的手术无人敢做。再就是,只有在他操刀的情况下病人才能达到无一例死亡和手术致残的效果。

 

    病人脊髓内的肿瘤取出来了,王忠诚没有片刻的休息,他更换了手套和手术衣后又来到了另一间手术室,开始做第二台脑干肿瘤手术。

 

    “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他都两台接着干,一般都是这台做完了,马上又到那个房间。有时候我们中间劝他,让他休息一会儿,他都不,他都说,为了赶紧把这手术做完,不要让病人等的时间太长了。

 

    他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而且他下肢循环特别不好,他做手术,他往那儿一坐,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他那两个腿全是紫的,就跟穿了一双紫袜子似的,因为他下肢循环不好。”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白的,就拿这个肿瘤,上一回是在这儿。”

 

    王忠诚取出了病人位于脑干上的肿瘤,这时,他已经整整5个小时不吃不喝,也没有上过厕所。后来我们得知,这是王忠诚74岁时的工作常态。

 

    “脚下边的更严重。”

 

    “是,那是。”

 

    “这是恢复得慢一点,一放手马上就变了,血液循环不好,又会影响行动了。”

 

    王忠诚双腿肿胀,只能在休息室里坐着,不能马上走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腰椎管狭窄,这也是他手术多年落下的职业病。

 

    因为资料的不完整,我们所保留的视频只到他74岁。而事实上,他这样坚持做手术一直坚持到了80岁,而他最长的一台手术做了31个小时。如果从他27岁的第一台开颅手术算起,每台手术平均站了10小时的话,那么他一生的时间里,光站立不动的时间就超过了20万个小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位将全部身心交付给病人的医生的身影。

 

    因为长期饱受腰椎疾病的困扰,王忠诚爬楼、走路都比常人满,办公室在二楼,有24级台阶,他走一次就得5分钟。尽管如此,王忠诚还坚持每天走到病房看望每一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

 

    “往下走第二个(病人)”

 

    “这个,这个动作,两个腿动一动。”

 

    “这个腿抬起来。”

 

    “右腿抬起来,这个腿抬一下。”

 

    “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这两个(瘤子)都拿掉了。”

 

    “谢谢啊。”

 

    “不谢,不谢,不谢。”

 

    对于每一个从手术台下来的患者,王忠诚一贯坚持,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诚:“治好一个病人,我们是非常高兴的,真的。我们当医生的,每做完一个病人,大手术,不放心,老惦记着,有的时候三更半夜打个电话到病房,怎么样了?问问,一听说很好就很高兴,有时候一夜不睡觉,没法睡觉,怕他出什么问题。”

 

    “好不好?”

 

    “好。”

 

    “你腿会动吗?”

 

    “好啊。”

 

    “腿会动吗?你的腿动一动,我们看看。”

 

    “好。”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王院长给你看看。”

 

    “那个,那个。”

 

    “这个行。”

 

    “这个瘤子给你拿得很彻底。”

 

    “谢谢!”

 

    王忠诚认为,一台颅脑手术的成功,关键是要看手术后病人头脑是否清楚,四肢能否活动,不会落下残疾,这才算成功。

 

    “瘤子都拿掉了。”

 

    “都拿掉了,四肢什么也都挺好?”

 

    “挺好,挺好(动作很好)。”

 

    “非常感谢你。”

 

    “不谢,不谢。”

 

    “医术太高了。谢谢啊,谢谢。”

 

    “不谢,不谢。”

 

    “瘤子已经完全拿出来了。”

 

    “好,太感谢了,王院长。真的,是你给我们了第二次生命。”

 

    “手术很顺利。”

 

    “谢谢王医生,您辛苦啊。”

 

    “我有儿子了。”

 

    看着每一个病人好转、康复、出院,是王忠诚最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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