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从核物理研究到激光技术，再到今天的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他的人生历程中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无一不关乎国家利益。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记者 郝俊

 

    记者见到杜祥琬的那个早晨，北京刚刚从连日的雾霾阴影中走出，天空是久违的蓝色。

 

    向杜祥琬办公室窗外望去，已过上班早高峰的二环路依然拥堵，一辆辆汽车排成长龙“龟速”前行。手机里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指数显示，室外仍有中度污染。

 

    “雾霾天气是个坏事，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触碰了大自然的底线，这是对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警告。”年过七旬的杜祥琬端坐在沙发里，阳光从身后洒进来，映出丝丝银发。

 

    说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杜祥琬平和温婉，没有悲愤的语调，更没有埋怨的情绪。

 

    曾分管能源学部工作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的杜祥琬，每天的思绪很少越过由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等等词汇构成的“包围圈”。

 

    也许正因如此，杜祥琬深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更有赖科技和理性的力量，任何点滴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咨询工作，能够对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如此而已。”在杜祥琬眼里，这是他作为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须肩负起的最后一项使命。

 

    天降大任

 

    2002年春，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杜祥琬接到来自中组部的通知，说要安排一个时间找他谈话。

 

    当时正值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换届，杜祥琬本以为组织部门前来向他征求有关新院长候选人徐匡迪的任用意见。谈话间，他表达了支持意见。组织部门还询问了有关他本人的一些情况。

 

    6月初的一天，杜祥琬接到电话，时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徐匡迪通知他前往办公室见个面，有话要说。

 

    “他告诉我，通过院士提名、集中征求意见、中组部考查等环节，最后的副院长候选人里面有我。这时候距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了。”曾两度婉拒官职的杜祥琬知道，这次他没办法做任何改变任命结果的“工作”了，“再说不干也没用”。

 

    杜祥琬第一次拒绝“官衔”，可追溯至1975年，那时他37岁。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核物理理论工作11个年头后，领导准备让他出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他跑去领导那里，说自己不想当“这个什么长”，管理无疑是有益的工作，但“自己上了八年半大学，应该作点具体研究，兴趣就在科研上”，他还找来同事帮他一起“说情”。

 

    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研究所所长周光召看他决心已定，便不再勉强，只说“那也不能让你轻松”，让杜祥琬组建一个新的中子物理学研究室，把“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很多摊工作重新“拢起来”。

 

    “好，这个活可以干。”杜祥琬欣然应允。他在这个研究室一干就是9年，带着大家做出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多项开拓性工作。

 

    第二次是1987年，杜祥琬49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他为副院长。此前不久，他刚刚担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我的精力到底应该往哪里用？”杜祥琬心中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他一级一级找领导表达自己留在科研一线的愿望，工作一直做到当时主管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二机部部长蒋心雄那里。部长告诉他，任命书都已经写好了，就是还没发出去。

 

    “那先别发了吧，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杜祥琬直陈，国家“863”计划需要他全力投入。这一来，他又为自己争取了7年的基层科研时间。

 

    4年后的1991年，杜祥琬担任“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成为我国新型激光技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带领我国进入该领域世界先进行列。

 

    也正是研究激光的那些年，杜祥琬经历了科研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一开始走不出路子。目标怎么定，技术路线如何选取，都完全不清楚。前人的经验里，很多都以失败告终。”往事历历在目，杜祥琬说那是他最纠结、最焦虑的一段时光，年过50身体也不比当年，高血压“找上门来”，头发也开始变白。

 

    “并非闲白少年头。”后来说起这段经历，杜祥琬送给年轻人这样一句话。他说走过艰难的道路，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要是很容易的事情，做出来也不会感到有太大价值了”。

 

    科学家本色

 

    2002年接到上级任命，杜祥琬只能如约前往工程院履新，院里安排他分管能源学部工作。对当时正醉心于激光技术研究的杜祥琬来讲，能源是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工作性质也由具体的科研项目攻关，转向更加宏观的战略咨询层面。

 

    这个全新的角色不无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环境污染日益堪忧。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炭、钢铁、铜矿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摆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个个难解的命题。

 

    “工程院作战略咨询研究为主，方法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杜祥琬坦陈，进入角色一开始，他的确有些不适应，“很多关于能源的新概念也不可能原来都懂。”能源涉及面很广，有众多分支领域，而工程院没有自己的下属研究院所，开展工作必须重新组织队伍。

 

    与以往一样，杜祥琬克服困难的办法仍是那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不停学习，业务知识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断探索。

 

    “就算你很有想法，也不能光靠自己，而是要组织起院士专家们，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杜祥琬说这是他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需要他做的就是“把大家张罗好”。

 

    相较于微观具体、目标单纯的科研工作，战略咨询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往往涉及多方利益。

 

    在参加有关能源会议时，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说辞时常让杜祥琬深受触动。电力行业、能源企业的人士往往会拿出一组数据，预估说我们的能耗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或者拿“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等指标来说事。

 

    “这真是我们国家的能源发展空间吗？”杜祥琬要求自己始终对这些数字保持警惕。

 

    从一线科研到战略咨询，领域变更，角色转换，杜祥琬说其间贯穿着相通的思维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搞具体研究需要它，搞战略研究更离不开它”。无论研究如何宏观，都得老老实实“抠数据”，科学思维仍是基础。

 

    采访中，杜祥琬谈起他近期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但总是不急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拿出调研数据作为佐证娓娓道来，如求解数学题一般遵循严格的科学逻辑：发现问题、寻找路径、实施破解。

 

    不难理解，这是科学家的本色使然。

 

    平衡的哲学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问题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组织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气候谈判背后，是各国间能源发展的角力。

 

    “气候变化问题很复杂，有主流认识，也有不同观点。但若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被要求做些实实在在节能减排的事情。这是不是科学的？”杜祥琬说，自己首先就要把这个“科学性”的问题想清楚，“否则如何做这个主任”？

 

    仔细分析后，杜祥琬得出了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结论：气候变化在不确定中有确定性。他归结出几个确定的“支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环境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支点”为大家共同认可，才可进一步提出应对策略。

 

    “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杜祥琬需要将各种矛盾“对立统一”起来，在自己想清楚的情况下理出头绪，提好建议，“这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气候变化以自然科学问题为始，然而一旦进入各国视野和联合国议程，就演变为触及各国利益的经济社会问题，少不了斗争和博弈。

 

    约访杜祥琬期间，他刚刚参加完多哈气候谈判归来。“每次谈判都很艰难，这次也几乎就要破裂。”杜祥琬回忆起会场上四处弥漫的硝烟味儿。

 

    会议主席拿出一揽子文件，美国人在讨论时说了诸多的“不赞成”，其他参会国都很担心。最后投票表决时，美国代表团的意见仍是“不赞成”，但并未说出“反对”二字。锤音落下，文件最终被通过。

 

    在“不赞成”与“反对”之间，用词分寸的精确拿捏背后，是政治外交思维。

 

    2010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为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飞赴坎昆参加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心得：“气候谈判就是这样，既有共识，又有差异；既有矛盾，还得合作。会上大声讲，会下细细聊。少不了吵架，也必须握手。”

 

    从科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工作会不会太过纠结？一向行事沉稳的杜祥琬笑答，适度平衡就是哲学，哪儿都离不开哲学啊。

 

    世界眼光、国际思维，一次次的磨砺中杜祥琬对自己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博弈斗争中必须坚守国家意志。事实上，他的人生历程中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无一不关乎国家利益。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享受辽阔

 

    从核物理研究到激光技术，再到今天的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杜祥琬说驱动他人生之旅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兴趣爱好，二是国家需求。

 

    无论是具体科研还是战略咨询，在杜祥琬看来，它们之间有着最大的相通之处——为了国家。

 

    “我的职业轨迹，好像都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这些需要，就把我派到了那些领域。每一步都是这样。”在不断的“被选择”中，杜祥琬并不认为会有自身兴趣与国家需求相左之时，“有了为国家的理念，才能有兴趣去钻研”。

 

    1938年出生的杜祥琬说如今自己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但他每天的工作依然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很想做做减法，然后梳理梳理这一屋子的资料。”杜祥琬环视办公室，各种文字材料几乎挤占了每一处空间，整整齐齐码放着。

 

    每天从早忙到晚，杜祥琬没能留给自己的身体以足够的时间和关心，这是多年来他对自己最大的不满。他说自己的意识已比过去有了一些进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一点锻炼，但还是很不够。他设想，退休后就能有更多自己的空间，去游游泳、散散步。

 

    回望来路，杜祥琬在青春岁月里遭遇的“文革”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阶段。“我们不得不忍受很多非人道的做法，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磨难。”他说，“十年浩劫”这四个字非常准确，幸运的是自己能够渡过难关，“存活下来干点事”。

 

    2007年，吉普车载着杜祥琬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飞驰。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这里为我国氢弹试验挥洒热血。心怀感触，杜祥琬写下《享受辽阔》一文直抒胸臆，“宇宙之大、历史之长皆可包容在人的心田和脑海之中，最辽阔的还是人类的思维和胸怀！”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经受磨难，你就会享受到辽阔，人生的辗转与挑战，不过付之一笑。”这句话，多少抒发出杜祥琬心中的况味。

 

    记者手记

 

    君子谦谦润如玉

 

    “您希望这样的灰霾天，能在多久之内彻底远离我们的上空？”这是那天对杜祥琬的采访中，记者向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杜祥琬灿然一笑，用英文答道：“As soon as possible（越快越好）。”

 

    两年前的冬天，记者曾在位于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对杜祥琬作过短暂的采访。彼此第一次接触。

 

    “对，是在大礼堂的台阶下面吧？”没有想到，杜祥琬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这个细节也许并不难理解，毕竟那里是他科研生涯中的重要一站。回到绵阳，也多少有些回到第二故乡的感触。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也怀念那里的历历往事。

 

    时光荏苒，杜祥琬依旧充满热情与活力，只是面容里多了些许岁月的刻痕。沉稳、谦和，这是他留给人们永远的第一印象。正如他的名字所寄托的寓意，君子谦谦润如玉。

 

    1938年，抗日烽火殃及河南开封，举家避难途中，杜祥琬出生在盛产“琬玉”的河南南阳。父亲为他取名“祥琬”，祝福他能平安吉祥，来日琢玉成器。

 

    杜祥琬自己的理解则是，父亲希望他能像良玉一样，质朴而有内涵。

 

    历经磨砺方成大器。杜祥琬有着自己坚守一生的信念，他要做这样的科学家：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

 

    杜祥琬是一位有故事的老科学家，如果他不再那么奔波忙碌，你会想要抛开工作，只是跟他好好聊聊天而已。

 

    采访结束，记者向他表达了这一愿望。“那没问题啊。”道别时，杜祥琬祝福道：“新年快乐。” （郝俊）

 

    《中国科学报》 (2013-02-01 第5版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