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画报    记者：李舒亚

 

对于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而言，雷达探测和科研工作完全是相通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75岁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预警机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展示他主持研制的某型预警机模型。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1987年，在北戴河，王小谟（左）作为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

 

2013年1月，王小谟从预警机试验平台前经过。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王小谟主持研制的预警机“空警2000”，背负雷达大圆盘，作为领队机，引领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 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熟悉王小谟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绰号叫“魔鬼”。“魔”是“谟”的谐音，“鬼”则是因为他“鬼点子”特别多。不过，这位“魔鬼”非但不可怕，还特别爱笑。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过程中，他时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时而笑得直拍大腿。即便讲述那些生命里最苦的日子，他也能找到“好玩”的角度，以哈哈大笑结尾。

 

    他真正最令人称奇之处，还是在专业上辉煌的成就。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第一部中低空雷达和第一架有雷达功能的飞机即“预警机”，是他的三个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电子及国防工业的三座里程碑。王小谟因此被视作中国雷达工程界泰斗，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不少与王小谟共事过的人说，他不仅是工程师、科学家，更是战略家。很多次，他超前、大胆的决策，事后总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王小谟自己则说：“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不顺利的事，最难的时候，连跳江的心都有。”

 

搞雷达的京剧团长

 

    “你搞三坐标雷达吧。”1961年，王小谟大学毕业，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南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报到，雷达研究室主任扔给他一句话和一摞砖头厚的纸稿，两年再没管他。那摞纸是苏联专家撤走前留下的研究方案，也是14所关于三坐标雷达的全部资料。

 

    雷达是二战中的骄子，用于监视和跟踪空中飞行器，曾经是一国电子工业水平的标志。早期雷达，像巨大的手电，通过监测无线电波遇到目标后的反射波，来获取目标的两个坐标——方位和距离，但无法探测目标的高度。

 

    王小谟入职时，能探测高度的三坐标雷达在国际上刚起步。23岁的小伙子，凭一句话、一摞纸、一个人，能研究世界最前沿的课题吗？王小谟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他自嘲说：“我从小受的是‘散养’教育，自理能力强。”

 

    王小谟在上海出生，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携全家移居北京，准备投奔应邀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冯将军在途中意外葬身轮船火海后，父亲只好带全家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王小谟和姐姐。“放了学就是自己的天地”，王小谟和很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爱玩儿”、“淘”。他曾和伙伴们在路中间放上砖头，躲到一旁等着骑快车的人被绊个跟头，然后笑得前仰后合。

 

    王小谟学习不算刻苦，但每每临考前抱佛脚，总能拿到个还不错的成绩。受大杂院里的邻居们影响，他爱上了当时的“流行音乐”——京剧，高中时成了学校京剧团的主力伴奏，拉得一手好二胡。

 

    他羡慕别人有当时的时髦玩意儿无线电收音机，家里买不起，就决定自己动手组装一个。当莺啼婉转的梅兰芳唱段成功从收音机里传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神秘的无线电波顿时好感倍增。

 

    高考时，北方昆曲院来招人，作为学校京剧团骨干，王小谟点个头就能去，但父母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也相中了他，愿意保送他到无线电系；他自己最心仪的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但能否考上却没把握。最后，他选择了北工。“如果不是无线电系，我可能就去北昆了。”王小谟回忆道。那时，无线电专业风光无限，就像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

 

    上了大学，王小谟的成绩仍不拔尖。他喜欢弄清各种理论的原理，却对记住无数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无比头疼。不过，到了高年级，一旦进入无线电专业课，王小谟顿感如鱼得水，很快名列前茅。他设计的“雷达八木天线”被评为优秀毕业设计。

 

    学习之余，他还不忘“旧业”，担任了学校京剧团团长。多年后，他认为，自己后来当总设计师也有这段经历的功劳：“搞工程和唱戏一样，项目里有乐队、灯光、导演、演员，要把几百人团结起来，演好一台戏，不容易。”

 

    1961年，王小谟大学毕业，分配到14所工作。前辈们有更迫在眉捷的活要干，于是，国际前沿难题“三坐标雷达”落在了这个年轻新人的头上。

 

    王小谟想起了大学数学教授对他们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按照你们现在的智力，什么都能干，不要害怕！”

 

 

 

山沟里的惊世之作

 

    王小谟“啃”完了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再想搜集更多三坐标雷达的资料，只能到各种英文的国际学术书刊里找。学了多年俄语，面对英文，他惊觉自己竟成了“文盲”。

 

    一边自学英语，一边查资料，两年后，王小谟已经可以通读英语文章，并大量地吸收了世界各国关于三坐标雷达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他冥思苦想出一个极为简化易行的设计方案，获国家批准。又过了两年，王小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看到，有英国学者独立提出了和他完全一样的理论方案。这时，王小谟的设计图纸已经完成，进入样机加工阶段。

 

    可惜，不久后“文革”爆发，王小谟成了靠边站的“牛鬼蛇神”。他设计的三坐标雷达后来虽然交由他人完成样机，但始终未能实现工业生产，最后不了了之。而英国的三坐标雷达却于不久后畅销于世界各地，中国也曾考虑购买。

 

    “我们气得很，想要另外搞一个更好的。”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王小谟前往14所在贵州都匀地区对口筹建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38所，同去的还有很多“靠边站”的技术骨干，他们决定选用另一个更难、更复杂、性能更优的方案，做出世界最先进的三坐标雷达，由王小谟出任总设计师。

 

    在离都匀城区十五六公里外的荒郊野岭，有一块杳无人烟、四面环山的平地，38所就修建于此。职工住在“干打垒”毛坯平房或“羊毛毡”工棚。所里每周派车沿坑坑洼洼的土路采购回几车菜，给每人分一点。大家放很多辣椒、很多盐，拌着饭吃。他们自己养鸡种地，自制蜂窝煤，自垒节能灶，自办医院、学校，周末不时翻越两座大山去“赶集”。这时，王小谟成了家，他常设法为全家改善生活，比如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扛回一整头猪“板肉”，让全家吃上一年半载。他甚至自己组装了一台“利用军用雷达技术制造”的电视机。

 

    山沟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在王小谟看来也有好处，什么都没有，“天天以干活为乐”。他带领几百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七年后，三坐标雷达终于成形。苦于山沟里看不见飞机，他带着团队从贵阳到南宁、武汉、长沙等地四处找飞机测试雷达性能。最后，他们来到北京，王小谟原本信心满满，却被告知“指标不合格”。他只觉脑袋里“轰”的一声。这个雷达是38所数百人奋斗了七年的第一个产品，如果失败，不只关系到他个人，更关乎整个38所的存亡。

 

    王小谟心急如焚，回到山沟，组织团队为雷达“会诊”。他们挑出了12条毛病，逐一解决。再到武汉试飞，指标还是时好时坏。这时，整个团队好像找不到排气孔的高压舱，王小谟看谁一眼，谁就忙着千方百计证明“不是我，不是我”。找不到问题所在，王小谟觉得“跳长江的心都有了”。就在最绝望时，一个偶然机会，他终于发现毛病出在12路接收机之间存在相互干扰。问题一经解决，指标“好得不得了”。“科研往往是这样，不知道时想破头，一旦想通，简单得不值一提。”王小谟说。

 

    1982年，这部雷达正式通过国家鉴定。这意味中国拥有了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实现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的跨越，使中国跻身雷达技术世界先进国家之列。1985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小谟排名第一。1987年，作为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王小谟在北戴河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这时，他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胆大”缘于“艺高”

 

    小时候，为贴补家用，王小谟砸过钉子，糊过纸盒，还卖过冰棍。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能用一页纸赚来5000万元人民币。

 

    1986年，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所长。他要考虑的不再只是研制更先进的雷达，而是全所更长远的发展。此时，改革春风吹满地，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已然过时。38所不少技术骨干“孔雀东南飞”，大学毕业生又不愿到偏远山区工作。把研究所搬出大山，移到大城市，成为王小谟顺理成章的构想。他第一个这么想，也第一个这么干了。1988年，38所拿到国务院三线办批准科研院所外迁的“一号文件”，迁往安徽合肥。后来，效仿者众。

 

    然而，搬迁谈何容易，光职工及家属就有近2000人，还要设法创造好的科研条件。钱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拨款2000万元，王小谟又自己“找”来5000万元，靠的是他的第二个代表作——中低空兼顾雷达。

 

    早期雷达存在低空盲区。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塞斯纳—172”型民用飞机低空飞行，穿越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苏联地面雷达防空网，成功着陆红场，震惊世界。低空防御迅速成为全球焦点。

 

    不久后，在一次国际航展上，王小谟自制了一页纸“广告”——中低空兼顾雷达。当时，大家都在讨论低空雷达，王小谟独创的“卖点”中低空兼顾很快吸引到买家，有国家提出愿以5000万元购买。

 

    王小谟兴高采烈带着订单回国。他早就想研究低空雷达，却苦于资金不足。其实，在与外国客户签约时，别说样机，38所连中低空雷达的设计方案都没有，王小谟拥有的，除了一页广告，就是确信38所能行的信心。

 

    一年后，在王小谟带领下，中国首座中低空雷达研制成功，如期交付外方客户。对方拿着它与美俄等国联合演习，取得综合性能第二、电子对抗性能第一的成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项目，为王小谟再次赢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升任所长后，王小谟不断表现出企业家般的大胆和果敢。在挣到足够的“搬家费”后，为解决人才紧缺问题，他又阔绰地花40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买”来7名研究生，由38所出资定向培养。

 

    陆军就是这7名学生之一，研究生毕业不久就被王小谟委以重任，担纲一个重要雷达项目的总设计师，后来更由王小谟拍板，年仅38岁就成为中国首型预警机总设计师。这样年纪轻轻就被王小谟重用的人才还有一二十位，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色完成了任务，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王小谟不断大胆启用年轻人，却从未失手。

 

    王小谟怎么这么“神”？“有句老话叫‘艺高人胆大’。”他笑眯眯地吐露秘诀。那些在别人看来“冒险”的事，他自己却觉得十拿九稳。当年卖出中低空雷达时虽然只有一个构想，但实际已有世界先进的三坐标雷达为基础，接收机、发射机、处理器都很成熟，再设计个天线就行了，“搭积木而已，一点没有问题”。至于重用年轻人，王小谟认为，信任是最好的鼓励，压力助推人才进步。“当年，很明显，陆军拿出的方案非常好。内行跟内行说话，一说就清楚。他是明白人，让他做，肯定不会错。即便万一出了纰漏，还有我呢。”王小谟说这话时的表情让人想起了破案时一语道破悬机的神探。

 

拿什么让人相信你？

 

    1982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空战两天，以色列击落对方82架军机却无一架损毁。这场完胜相当程度得益于他们有空中预警机的调度。20世纪90年代，在海湾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预警机进一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空中监视和跟踪能力，使少数拥有它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中国也迫切希望能尽快装备预警机。所谓预警机，其实就是将雷达系统搬到了飞机上。因为雷达和人的眼睛一样，站得越高，看得越远，所以，雷达往往架在高山顶上。如果还想看得更远呢？就只能把雷达搬到飞机上，这就是“预警机”。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曾探索研制预警机“空警一号”。但是，把雷达搬到天空，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雷达从地面向空中看，唯一能反射电磁波的目标就是飞机；而从空中向下看，汽车、火车、轮船、钢筋……到处是反射波，飞机究竟在哪里？由于关键核心技术未解决，预警机项目终被搁置。

 

    转眼20余年过去，中国能造预警机了吗？王小谟的答案很肯定：能！他认为，中国的基础雷达已可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同时雷达上天最关键的滤波技术也已突破。所以，此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别人相信你能？

 

    说服，是除技术难题外，王小谟多年担任总设计师常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巨大的经费支撑，动辄几百人的团队，怎么让大家认同你，统一思想？出现意见分歧时如何调和矛盾？王小谟的策略是，换位思考，设法帮对方解决他眼中的疑难；同时勇担责任，“有问题算我的，有功劳算你的。”这种思路不仅解决了很多矛盾，还为王小谟赢得了好人缘和高威信。

 

    为了争取自主研发预警机，王小谟一边不厌其烦地到处解释，争取让更多人相信“中国人不比别人笨，我们能行”；一边在职权范围内竭力推进相关技术的研发，因为“你真做出来，别人自然就信了”。

 

    后来，中国与外方签订合约，决定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出任中方总设计师。然而，2000年，外方单方面终止合作。王小谟再次进言“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得到国家大力支持。

 

    在西北茫茫戈壁的试飞现场，夏天像“蒸桑拿”，冬天像“进冰柜”。但为早日造出被称作“争气机”的国产预警机，年过六旬的王小谟常带头加班至凌晨，周末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仅用一年，第一架国产预警机的地面样机完成。又过一年，样机上天试飞。至此，预警机项目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王小谟决定把总设计师的担子移交给年轻人，自己担任总顾问，把更多精力转向考虑预警机未来更长远的发展。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背负着雷达大圆盘的预警机“空警2000”作为领队机，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观礼台上，头发花白的王小谟流泪了。“那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他激动指向天空对周边的人喊道。

 

    “中国的空警2000，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美国政府的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称。总设计师陆军则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

 

    2010年，中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小谟排名第一。而此时，王小谟又有了更高的追求：“如今的预警机不但要‘看见’目标，更要成为空中战斗指挥枢纽，自身还要进行干扰与反干扰的电子战。我们未来的目标是真正的、不戴任何帽子的世界领先，引领国际潮流！”

 

尾声

 

    2006年，就在“空警2000”攻关的紧要关头，王小谟在往返试飞基地的途中遭遇车祸，腿骨严重骨折。随后，又查出患了淋巴癌。这让不少人忧心忡忡。王小谟亲自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曹晨闻讯匆匆赶到医院探望，却听到从王小谟的病房里传出了悠扬的京胡声。

 

    “我这辈子遇过很多不顺利的事，但我能找到自我调节的机会，从中看到好的一面，很快就能过去。”王小谟追忆起曾经历过的那些最苦的日子——“大跃进”时期他在上大学，学校组织大家到工厂做工，每天要铳几千个零件，累到撒尿的功夫就能睡上一觉；工作后，他曾到溧阳农村搞了半年“四清”，那里的人穷到没有衣服穿。他到稻田里插秧，常累得直不起腰，脸上被蚊虫咬得满脸包，腿上动不动就吸着好几个蚂蝗。“很好的是，因为这些经历，所以我对生活没有太高要求，对现在的生活简直满足得不得了。不像现在的小孩都在蜜罐里长大，这也是个问题。”

 

    查出患恶性肿瘤后，王小谟难过了几天。但笑容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想做的事都做成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值了。他一边积极配合化疗，一边坚持工作。医生叮嘱不要吃辣，但他仍然带着全家去吃钟爱的麻辣火锅。

 

    幸运的是，由于发现早，王小谟的癌症已于几年前治愈。现在，他仍然每天上班，得空就去游泳和爬山。除了腿骨里加的钢板使他走起路来不那么灵便外，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一张口，播音员似的哄亮嗓音，常让人定定神才能把这声音跟眼前这位白发稀疏的75岁老人融合在一起。

 

    大家总说“魔鬼”王小谟点子多，他自己则说，很多点子都源于多看、多学，博闻强识才能触类旁通。他喜欢学习新东西，从组装第一个收音机，到工作后自学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新科技。他常说，工程师的思维是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每次出现新技术，他往往要潜心研究好几年，直到能用一两句话把新技术的核心要害讲清楚，然后再设法将其运用到预警机的研制中。

 

    他喜欢上网。他说，网络让他更快捷地看到国际最新学术成果，也让他淘到不少“宝贝”。“你猜我这件衣服多少钱？”王小谟指着身上的灰色外套“考”记者，那是他自己在淘宝网上买的。

 

    对于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件事，王小谟说，这是雷达行业的骄傲，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个看似风光不再、实则潜力很大的领域；同时也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自豪，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一直默默奉献的军工团队，说明国家没有忘记大家……说来说去，唯独不说自己。

 

    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腼腆地笑着说：“我自己得不得都一样。谦受益，满招损，什么事儿别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