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3-04-22

 

 

    “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下降。

 

    中国人和犹太人是被世界上公认为最聪明的民族。公元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犹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独占鳌头。

 

    在对科学问题的整体把握上，中国科学家丝毫不逊于西方科学家。但有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来。”

 

    解放前后我在上海读中学，那时，同学间谈论的“聪明”是指“脑筋急转弯快，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花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类人。几十年下来，我慢慢地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聪明：做学问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我曾为我们民族的聪明而自豪，但当今国人的聪明是否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够狡猾的了，像中国人一样”？

 

    十几年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寰教授来华讲学，与他相识后，经常通信闲聊，我们讨论起“聪明”的问题，当然是针对科教界的人和事了。

 

    他对我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聪明，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我把他的意见抄在下面：

 

    建设性聪明是聪明　败坏性聪明不是聪明

 

    什么叫建设性聪明？　什么叫败坏性聪明？

 

    心胸宽广　心胸狭隘

 

    互相信任　不信任别人

 

    互相合作　不合作

 

    互相帮助　不愿意帮助别人

 

    富于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等等…　狡猾

 

    自私

 

    等等…

 

    我们主要是从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而不是从智力的角度来评论聪明。我们深深感到，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非智力因素以及由此所表现的“聪明”，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宽容大度、善于合作、富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而见利忘义只想个人争利、不善与人合作的人，总想多占些便宜的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某些业务能力强通常被称为聪明的人，仅为有利于自己而玩弄的种种聪明，属于杨振寰先生所说的“败坏性的聪明”。

 

    学生中有一些议论我听了很寒心：“不要太傻了，千万别（在学习上）帮助别人，他（她）若成功就是使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吃亏的事、无利的事一定不干。”“千万不要那么犯傻，去做公益事情，服务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人都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无论他（她）多么聪明，能被人民和社会接受吗？能真正为国家作贡献吗？但愿他们能早点醒悟。

 

    我认为，杨振寰先生所列举的“败坏性的聪明”的一些表现，仅是利己而没有达到害人的地步，主要是在认识上或人品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但如果不觉悟、不加以控制，为了利己而去牺牲别人，甚至触犯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败坏性的聪明”是很容易走向“毁灭性的聪明”的。请看今日学界，一些人利欲熏心，把自己所谓“聪明”的手段用到邪门歪道上。实际，这样的“聪明”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和道德框架，甚至破坏社会公共道德底线，变成阴谋诡计，以至触犯法律、危害社会，最后“毁灭”了自己。

 

    杨振寰先生和我都一生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在我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以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诚实和正直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科学需要绝对的诚实和格外的正直，科学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诚实和正直是一种高贵的品行，这样的人，心地是纯洁的、沉静的，人格是高尚的、无私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最接近科学和大自然的真实。其次，对科学人来说，专注于学术是获得科学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只有专心致志、如痴如醉投入研究，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

 

    我深深感到，当今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我们天天大呼创新和创造，却不问创新和创造从何而来。其实，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才能是研究学问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而积累的一种效益。只有把思维强烈聚焦到所研究的事物上，才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

 

    让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从1900年到2006年，2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21名犹太科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人的诚实和正直，以及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世人所不及。犹太传统文化鼓励争辩、发表看法与冒险挑战，但性格上“温恭谦退”，专注学术，孜孜追求，悉心钻研，淡泊名利。我深深感到，在做学问方面，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把聪明用到做学问上，心地单纯；我们把聪明用到人际关系和谋取私利上，心地复杂。

 

    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度竞争，人们施展的各种各样所谓“聪明”的手段已不是杨振寰先生和我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理解的了。看看现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单位和个人的前程，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诱惑着、驱动着。利益驱动的动力，使本是公平的竞赛和竞争，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出现了。“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下降。于是，在学界，极有可能使一些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往往吃亏和失败，从而失去社会竞争力。在一个讲究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公共道德与公平竞争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非常可怕。

 

    不过，我还是相信，到头来，这种王熙凤式的“聪明”——“败坏性的聪明”和“毁灭性的聪明”兼而有之的人，大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如培根在《谈利己之聪明》一文中所说：“为利己而玩弄的诸多聪明，说到底是一种败坏的聪明。它是老鼠的聪明，因大屋将倾，鼠必先逃之；它是狐狸的聪明，因獾掘洞穴，狐占而居之；它是鳄鱼的聪明，因其欲食之，必先哭之。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如西塞罗笔下之庞培）除自己之外谁也不爱的人，到头来往往都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并自以为已用其聪明缚住了命运的翅翼，但他们终归也会变成无常命运的祭品。”

 

    几十年来，我见到不少所谓“聪明人”，他们玩弄所谓的“聪明”，总是为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尽管有时一时得逞，但其结局总不是那么美妙。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聪明的老实人”，或被所谓“聪明人”看成是“傻子”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坦荡真诚，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尽管便宜似乎被所谓“聪明人”捷足先占了，但成功者的行列最终不乏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