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画报 记者：李舒亚

 

    在近60年质量管理生涯中，刘源张坐过冷板凳，碰过钉子，甚至蒙冤入狱八年多，但始终不改做中国“工厂大夫”的理想，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品质量的飞跃。

 

    现在，人们称他“中国质量管理之父”，他却说要当“质量管理的社会活动家”，为扭转企业因“无诚信、不认真”而造成的质量危机不断鼓与呼。

 

    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质量管理学家刘源张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1956年8月，刘源张从日本舞鹤港踏上归国的轮船。

 

刘源张深入工厂推广和实践全面质量管理。

 

1977年，刘源张在清河毛纺织厂的质量管理小组讲课。

 

    白头发、白眉毛、圆圆的脸，年近九旬的刘源张先生一望就让人觉得平易可亲。跟他聊天，印象最深的是，他真是爱笑，往往说不了几句就要停下来哧哧地笑，边笑边耸肩，好像在说“抱歉，这事实在太好玩了”。

 

    在讲述很多人生经历时，他喜欢用“我给你讲个笑话”来开头。例如，“我给你讲个笑话，我的质量管理生涯完全是一连串偶然。”

 

偶然开启的质量管理生涯

 

    1941年，刘源张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刚入校不久，正踌躇满志时，学校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来，他得到一位对华友好的日本企业家资助留学日本，却因为写给国内同学的信里提到了“去延安”，被日本宪兵当作特务抓进了监狱。在关押审讯近半年后，他终于洗刷清楚特务嫌疑获得释放，但由于“身份特殊”被逐出军事基地长崎，却因此逃过了不久后美国投放的原子弹。

 

    为躲避美军空袭，刘源张辗转换了多所学校。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国内流传着一种思潮，认为战败不是因为科技落后，而是因为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于是全国掀起学习研究经济学的热潮，刘源张也“随大流”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四年后，大学毕业，刘源张本想回国，无奈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往来中断，他只得继续进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1950年，因成绩优异，刘源张获导师青山秀夫推荐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青山秀夫有意将刘源张当作接班人培养，在得知他想回中国后，脸上虽然难掩失望，但仍告诉他“学习工商管理也许对你的祖国更有用”。刘源张于是转学刚刚兴起的运筹学。

 

    运筹学包含的内容很多，质量管理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名教授格兰特在斯坦福大学授课，刘源张连续两个暑期去旁听，逐渐对质量管理产生浓厚兴趣。1955年，刘源张获博士学位，恰逢美国政府出台不许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法规，他只好先借道回日本。这时，日本的质量管理已初成气候，刘源张前去向日本质量管理的集大成者石川馨教授求教，在他的帮助下，“看了一些材料，去过几个工厂，长了一些见识。”

 

    1956年，中国与日本签署协议，旅日华侨、留学生可乘“兴安丸”号轮船回国。8月25日，刘源张从日本的舞鹤港登船，到达天津新港，终于回到祖国。

 

    本来，刘源张的志向是去长春一汽工作，因为在美国的图书馆里，他看到《人民画报》上大篇幅报道一汽的照片，心潮澎湃：“中国有了现代化的汽车厂！”但由于钱学森先生的一纸信函，邀他加盟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运筹学研究室，他最终到中科院开始了近60年的质量管理研究生涯。

 

    与很多研究人员不同的是，刘源张很少待在研究所里写写算算，而是总往工厂里跑，因为企业才是他的实验室。

 

    1991年，刘源张在二汽的配套厂―生产轮胎的桦林橡胶厂指导工作。

 

2005年，刘源张与国际同行在一起。

 

质量控制，不是自动控制

 

    正式上班第一天，所长钱学森找刘源张谈话。谈到自己的专业方向时，因为离开中国太久，国语变得生疏，刘源张脱口而出的是英文“quality control”，钱学森马上翻译说，“质量控制”。于是，回国初期，其研究方向的中文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他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

 

    什么是质量控制？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听过。为“用美国的质量管理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刘源张主动联系京沪等地的一些工厂，却四处碰壁。有的说不需要，有的说没课题，有的说太麻烦，好不容易才能找到愿意“收容”他的工厂。

 

    但是，要向人们解释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仍是难事。一次，刘源张去到一个工厂，听说他是搞质量控制的，厂长很高兴，说：“我们厂里已经有一套自动控制系统，却无质量控制系统，请刘教授指导一下，看我们还需要添置些什么设备。”刘源张赶紧澄清：“我这个质量控制，不需要机器，是通过数理统计进行质量控制。”厂长一听，神情立刻变得不屑：“质量还要统计？我们这里就有不少统计员嘛。”有时，他到工厂介绍质量管理的“老三件”——控制图、抽样验收表、正交实验表，却被厂里的工程师质疑“这不是数理统计吗？”

 

    为了让人们明白究竟什么是质量控制，1957年，刘源张在钱学森、机械工业部汪道涵副部长和纺织部机械局孙友余局长等人支持下，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讲习班。除了不遗余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宣讲和授课，他还通过一些具体的试验来说明问题。

 

    他的第一个试验是1957年在上海国营第二纺织机械厂完成。这个厂的主要产品是纺织机，其中一道工序是精磨加工关键部件“锭杆”。刘源张在车间现场看到，操作磨床的是位老师傅，他每磨完一件，就交给旁边年轻的小师傅，小师傅精确测量产品尺寸后，告诉老师傅粗了还是细了。刘源张把小师傅测量的数据按加工顺序画成波动图，然后请老师傅在不用小师傅帮忙的情况下独自加工，再把成品的数据画成波动图。从图上清晰可见，两次加工的数据都围绕标准尺寸上下波动，但是，老师傅一人加工时波动的幅度明显比俩人合作时小得多。原因是，老师傅本就经验丰富，当有小师傅在旁示意时，反而干扰了他的操作发挥。最后，刘源张开玩笑地自己动手磨了几件，数据波动的幅度“大得不像话”。

 

    刘源张通过这个小例子说明，质量控制不是传统的简单的统计检验，而是通过数理统计的原理掌控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从而尽可能将产品质量在每个环节中的波动降到最小，最终在整体上实现稳定的、高质量的生产。

 

    他记忆犹新，沈阳风动工具厂的一位曲师傅在听了他的讲解后说：“我就心想，我们工人手上这点玩意的高低总有说法，原来就是工序能力。”

 

    在实际生产中，决定产品质量好坏的不只有人的因素。刘源张归纳了“人、机、料、法、环”五字口诀，即影响生产质量的因素逃不出人、机器、材料、方法、环境五个方面。而每个方面的每道工序，都可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对生产质量进行科学的检验、管理和控制。

 

    刘源张带领的质量控制小组，逐步在纺织、机械、冶金、电子、通信等多个行业的工厂开展试点工作，解决了一些实际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例如，在北京国棉一厂，他们提出了能说明棉花纤维性能与纺成的细纱性能之间关系的方程组，解决了在棉花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如何“用低级棉纺优级纱”的问题。在长春一汽，他们通过波动图和控制图，发现生产的卡车涡轮蜗杆每天总出废品的原因，原来是机床一端机座的垫片磨损了3微米所致。他还将部分工作成果写成了书，被评价“开创了中国运筹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先河”。

 

    为更好地在全国推广质量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刘源张吸取了1957年开办第一个讲习班时“数理讲得过多、结合实际讲得太少”的教训，1966年，他在沈阳举办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训练班，反响热烈，大获成功。

 

    就在他对质量控制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时，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使他的研究中断了。

 

从“特务嫌疑”到“工厂大夫”

 

    1966年8月15日，夜里十点半，突然有群人闯进刘源张的家里，没有任何解释，直接给他戴上手铐，拉上一辆吉普车，用一块布蒙住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了秦城监狱。在接下来长达3000多个日夜，他都在铁窗里度过，隔三岔五地被进行“形形色色和奇奇怪怪”的审讯。

 

    “在日本，我被当作中国特务抓起来，回到中国又被当作外国特务抓起来，很有意思，我这一生好像和牢狱有缘。”刘源张乐呵呵地说起两度蒙冤入狱，脸上没有丝毫苦楚哀怨，只像是轻松地谈论起人生中又一个“笑话”。他一生不知失眠为何物，即使在狱中，每天审讯完，晚上照样倒床就睡着。他说，最近听说有不少人得了抑郁症，“实在难以理解”。

 

    “文革”刚开始，刘源张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直到1975年4月的一天突然获释。入狱时他41岁，出来时已50岁。他在自传中写道：“按常理，这应该是为人最成熟、做事最成功的人生阶段。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但又不是空白的虚度，因为我有了一生中最长的一次反省。”

 

    入狱初期，审讯官说他“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他开始深思：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学和术是什么关系？什么又是正业呢？他把监狱图书馆里的马恩列斯毛的书一卷一卷借来读。他不断反思梳理回国十年工作的得与失。他想，如果有一天还能出去，他最想做的正业是当个“工厂大夫”，“因为企业和人一样会生病”。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方向，认为“质量控制”这词有局限，只是质量管理的一个方面，但“质量管理”又太普通，于是他想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这与美国著名学者费根鲍姆的想法不谋而合。

 

    1975年，刘源张获得了自由，但并未被平反。带着“特务嫌疑”身份的他，虽然组织关系还留在中科院，但一无工作，二无工资。他跟妻子在街上看到临时工的小广告，于是从大华衬衫厂拉回一板车半加工的衬衫，一件件剪去线头，一下午或一晚上能赚一两块钱。就在他最潦倒时，清河毛纺织厂邀请他去帮助开展质量管理。原来，这个厂的副总工程师王槐荫22年前曾是国棉一厂的技术员，向刘源张学习过质量控制。“王槐荫是我的恩人，他有一天会救了我的命，这是二十年前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刘源张说。

 

    顶着“特嫌”帽子，刘源张彻底抛开了名利心，因为“彻底没指望”，只想踏实干点事。他在狱中总结出工作方法三原则：“领会领导的意图，摸清群众的情绪，选用科学的方法。”一进清河毛纺厂，他就提出跟班劳动，一道一道工序地向工人师傅学习，不断向厂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一年后，厂里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生产的绦纶面料出现“纬印”，即染色一道深一道浅，完全没法用来做衣服。刘源张负责指导专题组，利用质量管理的方法对每一道工序进行排查，分析发现，要想避免纬印，细纱重量不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必须小于某一数值，据此帮助纺织车间制定出每一道工序的标准并采取相应措施，布料上的纬印完全消失。这正是质量管理中重要的“标准化”工作。厂长丁鸿谟拍着刘源张的肩膀说：“刘老师，你还能干点话。”这句肯定令刘源张无比欣慰。

 

    刘源张在清河的业绩逐渐传开，他被请到多所纺织厂座谈和作报告，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其他一些行业也开始请他这位“工厂大夫”前去“问诊”。

 

    在北京内燃机总厂，他进行科学的“工艺整顿”，通过制定工艺操作的标准化，一道原本加工废品率高达25%以上的工序，实现连续生产40万件无废品的纪录。在山西太原钢铁厂，他组织班组长培训，推进全员参加的质量管理。

 

    最令刘源张难忘的是在湖北十堰二汽的经历。1978年，二汽面临发展困境，后来被称作“中国汽车之父”的厂长饶斌不顾卧病在床，急着请刘源张来厂解决问题。当刘源张走进授课的教室时，他惊讶地发现，二汽各分厂部处室的干部悉数到场。讲完课，刘源张建议先选择一两个分厂进行试点，进行工序能力调查，彻底解决几个质量问题。令他惊叹的是，几个月后，当他再次来到二汽，看到各分厂都有一面涂得黢黑的墙，用白粉笔密密麻麻写满工序能力指数，各分厂大都有200道以上工序，整个二汽有5000道以上，一道一道全部调查和公布出来。“恐怕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厂能下这样的功夫。”刘源张感叹说。

 

    刘源张的工作，陆续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报道。1979年1月14日，他被授予清河毛纺厂“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奖金100元。这是他生平的第一个荣誉，也是他至今最看重的一个荣誉。后来，他在国内、国际获奖无数，成了“拿奖专业户”，但他再没有那次的激动。5天后，刘源张收到了关于他的“平反决定”。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刘源张忙碌地在全国各地奔走，他说想要抢回失去的十年。结合实践，他个人对于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渐渐在国际上赢得声誉和影响，而这些理论和方法又在全国各行业的工厂四处开花结果。最典型的还是二汽，刘源张一直为这家工厂担任顾问多年。经过着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国家“停缓建”的情况下，二汽不仅靠自己的努力“起死回生”，而且至1985年，汽车产销量、上缴国家利润和税收均占全国汽车企业60%以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忠孝仁义”并未过时

 

    以88岁的年纪来说，刘源张的身体是极好的。家住四楼，没电梯，他每天自己爬上爬下。至今，他仍每天工作，经常出差，还总跟年轻人抢着拿行李。

 

    他很风趣，喜欢讲笑话和顺口溜，对于很多事物常有深刻的见解，而不少见解常缘于对一些小事和细节的观察与思考。他还很有语言天赋，日语和英语能说得让日本人和美国人以为他是在本土长大。他70岁以后从零开始学习汉语拼音，现在能熟练地用电脑打字，用手机发短信。

 

    今天，刘源张被视为中国全面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国家级的与质量相关的组织和标准，绝大部分的初创者中都有他的身影。由于在中国卓有成效的实践以及独立提出的“三全”、“三保”等理论，他成为中国管理学领域少有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选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是全球第一个费根鲍姆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担任亚太质量组织主席。

 

    2002年，几位美国工程院的院士朋友有意推荐刘源张申报美国工程院院士，给他寄来了表格，但他没有填表。他说：“我好像真的老了，对这些荣誉不放在心上了。”他现在看各种荣誉、奖项，认为都是过眼云烟，“还是家庭幸福最重要”。

 

    回首往事，妻子在文革中独自抚养两个女儿，不少人劝她跟刘源张划清界限，但她始终对他不离不弃。出狱后，他一直忙于工作，陪家人的时间很少。现在，他觉得后悔了。如今，老伴身体不太好，他希望尽力照顾好她，多陪陪她。

 

    “刘源张”这个名字缘于他出生后从父亲张家过继到了外祖母刘家。从小受到“忠孝仁义”的教育，对刘源张影响很深。当年，中学时代的校长受日本企业家所托，要挑选两个人才到日本留学，中日正交战，无人愿去，出于“讲义气”，刘源张答应“帮忙”，只在临行前一天才告知家人。本来约定的是只去三个月，没想到因缘际会，与家人一别竟是15年。在这15年里，他“无一刻不想回家”。在美国和日本，他都交了女朋友，但都没有走向婚姻。后来，妹妹也到美国留学，妹妹的美国男友向她求婚，妹妹征询哥哥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家。”

 

    1956年终于回国后，刘源张去听阔别多年的京剧，正好在演《四郎探母》：“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他一边静静地听，一边泪流满面。

 

    搞了几十年质量管理，刘源张到过上百家工厂，讲过数不清的课，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从工人师傅到工厂技术人员、工程师、学者，从企业领导、地方领导到国家领导人，什么样的人都可能和他成为朋友。人缘好，也是他能从企业到中央得到许多支持的重要原因。为了和工人师傅交朋友，他曾认真地下功夫去学习工人师傅的语言。后来，国际交流渐渐多了，他又研究国际交往的语言，在世界各地交了不少知己朋友。

 

    他强调：“与人交往，诚信第一。不懂装懂，蒙得了一次，下一次不会再有人来找你。”

 

    说到诚信，刘源张不禁想起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现在不是问什么不能吃，而是问什么能吃。食品的质量都到了这种地步，何谈生活质量？”“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忧心忡忡地说。

 

    如今，在很多场合，他经常苦口婆心地大谈诚信。但反响似乎不够理想，有人讥笑说，刘源张从管理学家变成了哲学家。他有点无奈：“他们好像老想从我这儿听到点儿世界上最先进的质量管理，而不是这些老生常谈。”但是，当前，他最想说、并且还将继续说、反复说的仍然是：“无诚信、不认真，是质量上的癌症。不解决它，再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都等于零。”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刘源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