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画报        记者：李舒亚

 

 

    他在世界上首次攻克了一种白血病，还颠覆了人类治愈癌症的方式。他说：“白血病是杀手，我是‘杀手’的‘杀手’。”

 

    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 摄影 江山

 

震旦大学医学院1948届毕业生合影，第三排左三为王振义。

 

1978年，王振义（前排右一）与瑞金医院血液科的部分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合影。后排左四是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后排左一是陈竺的夫人、现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

 

    89岁的王振义很“潮”。他熟练地使用iPhone，一台27寸苹果液晶显示屏占据了其办公桌的大半空间，在旁边一张更小的电脑桌上，还有一台PC电脑。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知名的血液学专家，是唯一获得国际肿瘤界最高奖“凯特林奖”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内科医生。

 

    2013年4月，他在上海接受本刊专访。记者眼前的他满头银发，白大褂的领口处露出里面的白衬衫、蓝领带，举手投足颇有风度。他坦言，能成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有很大幸运的成分，是“上帝给的机会”。“但是，幸运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上帝会给你一个机会。”

 

令考官紧张的“开卷考试”

 

    2013年清明节小长假刚过，在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十几位中青年医生跟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浩浩荡荡地查房，再浩浩荡荡来到会议室进行研讨。主讲人是老医生，大家都叫他“王老师”，对他恭敬有加。“王老师”就是王振义，虽耄耋之年，依然耳聪目明，操控自制的全英文电脑幻灯片，条分缕析、抑扬顿挫地讲解病例。

 

    查房、研讨，都是王振义自创的“开卷考试”的一部分。不是考别人，是考他自己，考官是瑞金医院血液科的临床医生们。他们每周一将临床中遇到的难度最高的病例交给王振义，由他在接下来的三天上网“开卷”查阅中外文献，每周四交出关于病因、临床表现、国际最新治疗办法及效果等的“答卷”。

 

    这个“考试”始于2001年。那时，年逾古稀的王振义逐渐从临床一线退下来。他感到，科技发展太快，自己虽有经验，知识却在老化，于是想出了这个发挥余热的方式。从此，每周一次，雷打不动。曾师从他攻读硕士学位、原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现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全国主任委员沈志祥说，有时，天气实在太热或太冷，大家担心王老师的身体，或者想偷偷懒，提出是否考虑停一两周，但每次都在王老师那里碰了“软钉子”：“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对你们没有帮助了？”

 

    王振义式的幽默，是他身边人所熟悉的。提起“开卷考试”，他笑嘻嘻地说，“益处多多，可以打发时间，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其实，他最看重的目的是激励年轻人。1996年，他72岁时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和上网，从此每天都要在网上查阅医学文献三四个小时以上。他追忆起当年每周末大老远到中华医学馆查资料，逐字逐句把有价值的内容抄下来，一天最多能读四五篇文章，不禁感慨现在的网络实在太方便。他说：“为人师表，我不能老拿旧知识去糊弄年轻人。让他们看到我的学问在不断上进，他们也会受到激励，不断学习。”

 

    事实是，每次“开卷考试”最紧张的不是考生王振义，反倒是考官。年轻的医生们既为有机会能得到王老师真传而兴奋，又为王老师可能会提的各种问题而紧张。凡在王振义身边工作过的人，无不对他永远有数不清的“为什么”印象深刻。他对人对己要求严格，只要出错，无论是谁，必定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

 

    有时，学生也会想“叫板”老师。一次，沈志祥遇到一个罕见病例，费了很多时间，查了很多文献，终于弄清这是一种国内尚未有报告的新型白血病。他决定耍一个小聪明，把病人的简单病史交给了王振义，暗自等待着在“开卷考试”中发表高见。没想到，仅48小时后，王老师的第一张幻灯片上就写着沈志祥苦苦追寻很久才得到的正确的诊断结果。他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后，我一定跟着佛祖认真上西天取真经，不再耍任何小聪明。”

 

    1994年6月15日，王振义（左三）在美国领取有国际肿瘤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凯特林奖”。

 

王振义在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图为1985年他代表上海第二医学院授予法国巴黎第五大学校长名誉教授。

 

1990年，王振义推着自行车到瑞金医院上班。

 

     2013年4月11日，王振义在例行的“开卷考试”中“作答”。 摄影 江山

 

良医的秘方

 

    王振义最早萌发想当医生的念头，源自7岁那年看到奶奶因伤寒去世。“为什么奶奶会生病？伤寒是一种什么病？难道就没法治好吗？”自幼以爱问为什么著称的小脑袋里，升起一连串问号。到了高考前，他最终决定学医，却是出于更实际的考虑：“医生受人尊重，工资高，生活安定。有人就会生病，有病就要找医生，永远不会失业。”

 

    1948年王振义自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留在学校附属的广慈医院工作的机会。他说，几乎从第一天穿上白大褂起，他就真心喜欢这个职业，尤其喜欢为病人解决问题后的那种“当医生的成就感”。

 

    他最难忘的第一次“为病人解决问题”的经历，发生在朝鲜战场。1953年，他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10月，作为东北军区内科巡回医疗组主治医师，他来到了黑龙江省勃利县后方医院，参加会诊。在那里，60余名志愿军战士集体出现了咯血、头痛等症状，初步被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但是，29岁的王振义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结核性脑膜炎并非传染病，如果是这种病，为什么会出现一群人同时患病？他想起，曾在医学书里看到过一种肺吸虫病，与战士们的病状极为相似。当地的医生们从未听说过这种病，他们将信将疑地把病人咳出的血痰拿到显微镜下观察，果然发现了虫卵，证实了王振义的判断。

 

    原来，朝鲜战场的食物供应时常中断，战士们有时就到山间小溪捉蝲蛄吃。蝲蛄是一种小龙虾，身上常携有大量肺吸虫，如果没有完全煮熟就吃下，肺吸虫会随之寄生在人体肺部，甚至跑到脑膜里去，引起咯血、头痛等症状。正确的诊断使战士们得到治疗，王振义因此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等功一次。

 

    从战地返回上海后不久，王振义在临床中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在拔牙等小手术后出血不止，原因不明，普通止血法根本不起作用。为此，王振义通宵达旦地研读医学资料，终于在一篇外国文献中发现了关于一种轻型血友病的研究报告，指出这种病的患者血液中凝血因子VIII的水平仅为正常人的5%~25%，虽然平时没有出血症状，但即使动很小的手术也会流血不止。参考这份报告，在国内尚无试验所需的硅胶材料的情况下，王振义摸索着用石蜡替代硅胶，首次在国内成功建立诊断轻型血友病的方法。

 

    后来，王振义又为病人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他总结说：“如果我没有读很多书，掌握很多信息，创新是不太可能的。”他举起手中的iPhone晃了晃说：“乔布斯的‘苹果’也是一样，他也是把好多东西汇集在一个板上。进步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人家做的工作会带给你启发。但是，光做书呆子也是不行的，凡事得多问个为什么，否则，只会照着书本做，永远不会进步。”

 

白血病杀手

 

    1952年，广慈医院细分出消化、心血管、内分泌和血液四个专业。王振义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他多次亲眼目睹白血病患者忍受病痛的摧残和化疗的煎熬，却无法摆脱死神的纠缠。

 

    白血病俗称“血癌”，是人类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死亡率极高。“大跃进”时期，年轻气盛的王振义曾立志“几年内攻克白病”，并挑起了瑞金医院白血病病房主任的担子。可刚上任几个月，眼睁睁看着几十位急性白血病患者先后病逝，他沉痛而懊恼地意识到：“空有热情，却无治好病的本领，行不通。”

 

    王振义从小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长大后则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好同志”。在“文革”爆发前后近十年里，他的工作多次调动，无一例外是听从组织安排，他只是被动接受。他当过医生，搞过基础研究，学过中医，当过半农半读医专的教师，甚至曾做好了一辈子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准备。无论在哪里、干什么，他都一样勤奋敬业，这使他的每一段时光都未白费。后来，他于1984年被选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长，据说组织上正是看中了他的经历。他笑称自己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不过，今天再回望走过的路，王振义认为，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既是优点，也是弱点：“没有抗争性，没有坚定的方向。如果当初一直坚持做白血病的研究，而不是50岁以后才开始，也许能做出更多成果。”

 

    “白血病”始终是王振义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病”。1973年，他调回上海瑞金医院内科，一头扎进血液病的治疗和研究。只要不查房、不问诊，他就埋头查阅国内外的学术文献，同时主编或参编了多本血液学著作。但是，白血病的研究迟迟没有进展。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他先从同行那里听说，很快在中华医学馆的文献中得以证实，以色列专家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变成正常细胞。

 

    王振义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向医院申请到一间原来食堂做饭用的“灶披间”，约四五平米，用作培养室、操作室兼办公室，带领几名研究生开始了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的研究。尽管没有任何基础，实验仪器也严重匮乏，包括培养细胞用的温箱在内都要到别的医院借用，但大家干劲实足。很快两年过去，他们想了很多方法，试了很多种药品，做了数不清的实验，却一无所获。

 

    “失败了就再继续。”王振义轻描淡写地说，他早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1983年，王振义再次从外国文献中看到希望。一位美国专家报告，有一种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在“13顺维甲酸”的诱导下会向正常细胞逆转。当时，中国尚没有药厂能合成“13顺维甲酸”，这种进口药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国内外已有一些医院用于临床试验，效果并不理想。在国内能找到的唯一一种维甲酸，是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这是一种通常用于治疗皮肤病的药。王振义决定将计就计，就用这种药进行试验。虽然还是日复一日的失败，但他毫不气馁，不断地调整实验方案，终在半年后见到曙光——在显微镜下观察，“急性早幼粒细胞”在“全反式维甲酸”的作用下，顺利分化成正常细胞。一年后，这种分化诱导效果确认无疑。

 

    1985年的一天，王振义从妻子、也是其大学同学谢竞雄那里得知，上海儿童医院来了位5岁的小病人，名叫小静，患的正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孩子出血严重，极度虚弱，已无更多有效措施，家长也已准备在沉痛中接受现实。

 

    王振义提议，给孩子口服“全反式维甲酸”，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他用“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该尝试”说服了妻子，但是，由于这种治疗手段从未用于临床，院方反对的声音很多。“用治皮肤病的药治白血病？”不明内情的人多半觉得王振义在异想天开。还有人好言相劝，身为专家、教授、大学校长，何必冒身败名裂的险，去试图救一个并不是自己负责的病人？但是，王振义一方面对自己的试验结果有信心，另一方面认为“试试总比什么都不做强”。他最终顶住压力，征得了孩子父母的同意。

 

    7天后，奇迹发生了，小静的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完全缓解。原本已奄奄一息的小女孩，被王振义用10元钱30粒的药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口服“全反式维甲酸”成功痊愈的APL患者。如今，近30年过去，她已健康地长大成人。

 

    那一年，王振义一鼓作气，担着风险，继续在上海各医院四处寻找APL病患，陆续采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了24例，病情完全缓解率超过90%。他将相关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血液学权威学术期刊《血液》上，立即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被誉为白血病治疗的“中国革命”、“上海方案”。这篇论文后来被评选为世界血液学领域百年最具影响的86篇学术论文之一。

 

    “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王振义多年从医的心得，也是他出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提倡的“转化医学”思想的要义。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医生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你的知识越全面，诊断越不易出错；你的医学水平越高，能够帮助的病人越多。”

 

清贫的牡丹

 

    王振义渐渐变得国际知名。每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到国外交流，常有外国朋友说：“我知道，你们那里有个老医生，叫王振义。”

 

    他先后被评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他被授予有国际肿瘤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凯特林奖”，授奖理由是，其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如何使用自然而非化学物质使人体内的癌细胞‘改邪归正’，而不是使用传统的化疗、放射疗法等杀死癌细胞。”他还荣获了2010年度中国国家科技最高奖、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

 

    不过，在王振义的办公室里，看不见任何奖状、奖章，也没有与大人物的合影。在他的家里也是一样，客厅的墙上只挂着一幅白牡丹的油画，题为《清贫的牡丹》，是一位亲戚画的，看他喜欢就送给了他。“应该把事业看得很重，把名利看得很轻。”这是王振义对这幅画的解读。

 

    文革后，他们一家曾在45平米的旧房子里住了很多年。他的办公室有一扇能欣赏风景的大窗户，他乐呵呵地对记者说：“你看医院多照顾我。”其实，这间办公室原本有约20平方米，硬是被他隔了一半出去分给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用不着。他说：“人要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年轻时总以为日子很长，现在到了生命快到终点时才发现，人生其实很短促。人终究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能留下来的只是对人有贡献的事。”

 

    在不少人看来，王振义近乎圣人。他永远勤奋认真，对病人温和可亲。在他刚大学毕业时，曾遇到一位病人拿不出160元医药费，他便主动承担，医院每月从他的工资里扣10元，扣了一年多。他在农村时曾多次为了照顾病人，一直守候在旁，彻夜不归。他帮助挽救了许多生命，但坚决不拿病人一分一毫。他的学术成果卓著，但在署名、评奖等时，他的一贯作风永远是将成果归功于团队，把合作者特别是年轻人推向前台。

 

    王振义说：“我希望努力做一个好人，但绝不是圣人。”他回忆起，大学时代曾因为忙于谈恋爱，有门课程只考了65分。不过，他很快就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终身伴侣谢竞雄达成共识，要以学业为重，共同进步，下一次考试又回到了90分以上。多年后，老伴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王振义不喜欢这个词，更愿意称之为“智能减退”。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他悉心照顾妻子，令子女们大为感动。王振义则说，其实有时他也会烦闷，特别是最后几年，无论跟妻子说什么，对方已几乎不能回应。但很快这种烦闷会过去，他认为照顾妻子是自己的责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疾病还是健康，都永远爱她陪伴她。很多人在婚礼上都会说，关键是，能不能真的做到。”

 

    除了个人杰出的成就外，王振义同样令许多人钦佩的是，他的三个儿子各有所成，他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地方要员，有人继承他的衣钵成为国际首屈一指的血液学专家，有人当了大学校长。而他最得意的弟子当属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他当年以中专学历在王振义的鼓励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其研究生，后来又在王振义的力主下被破格提前擢升为教授。王振义说，看人就像选马，不能光看它站着漂不漂亮，更重要的是跑起来怎么样。他心目中的人才，首先思想要端正，有明确的学习和工作的动力，如此才会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其次要能在工作中表现出才能；最后，要能帮助别人。他认为，“陈竺显然是个人才，而且能力非常全面。”

 

    不过，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刻意地去指导孩子或学生成长。”他认为，如果说他能对身边人多少有一些影响，那么，很可能是通过自身行动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他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和道德是逐渐建立和巩固的，是家庭、社会、个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振义于1924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小时候家里住的是一幢三层高的洋房，还有个不小的花园。父亲总是教育他们要与人为善，并且特别重视教育，八个子女中，除小女儿受文革影响外，其余七人均毕业自国内著名大学，成年后均在各自领域里有所成就，而且个个精通两门以上外语。

 

    “任何时代都会有多种思潮，关键在自己如何取舍。”王振义特别提到，他在震旦大学附中念书时，恰是中国最动荡的年月，但他有6个要好的男同学，他们自称为“七个约翰”，经常一起听古典音乐、打乒乓球、打桥牌、旅游，还一起学外语、学讲普通话、练习演讲。“你看我现在讲话没有‘嗯’、‘呃’之类的搭头，就是那时候训练的。”王振义结合自身体会说：“在青少年时代能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他不认为自己在学习方面有很大天赋，小升初时他就未能考取自己向往的学校。不过，学习对他而言倒也从来不是负担。他认为自己很小就懂得“自我控制”，每当学习和娱乐冲突时，一定把学习摆在第一位。他喜欢随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而到考试前一天别人都在“抱佛脚”时，他则往往在悠闲地玩耍。

 

    在王振义的眼里，人生最大的快活有两件事：一是学习，“把不知道的事变成知道”；二是治好病人的病。事实是，他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光，基本上不在学习，就在治病，不然就是在教人学习或治病。

 

    至今，王振义仍致力于白血病的研究，用他的话说，“拿着国家的津贴，不能白吃饭”。经过他带领的团队多年深入的研究，在摸清急性早幼粒细胞诱导分化的医学原理后得知，国内唯一能合成的“全反式维甲酸”，恰巧就是治疗APL病最有效的药物，其疗效是“13顺维甲酸”的10倍。

 

    王振义直言，这次成功的确有很大幸运的成分，他称其为“上帝给的机会”。不过，他坚信，机会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上帝给予机会一定是有前提、有条件的：“首先，必须端正思想，研究问题的目的是帮助别人，不是赚钱。如果只为赚钱，我不可能失败那么多次还一直坚持。其次，要勤奋钻研，遇到困难，不断克服。第三，要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能造假。”

 

    他笑着说：“当你做好了准备，无形中，机会总会到来，或早或晚。”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王振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