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厦门网 记者: 佘峥 时间：2013-10-16

    “飞豹”就是歼轰-7

     歼轰-7，又名“飞豹”，是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型战斗轰炸机。其主要设计用以进行战役纵深攻击以及海上和地面目标攻击，可进行超音速飞行。其改良型歼轰-7A在2004年公布。

     该机主要装备海军航空兵，是解放军作战飞机中耀眼的明星。

     厦大校友

     1949年，因目睹日寇战机轰炸，认准要学航空、造飞机的陈一坚被厦大航空系录取。厦大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终身受益

     “飞豹之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被任命为“飞豹”飞机总设计师。他打破旧的设计规范，填补了中国歼击轰炸机的空白

     要更好地认识昨日受聘为厦大兼职教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一坚，应该要“绕一大圈子”，才能知道这位厦大校友有多牛。首先，战斗机被认为是制空权的决胜武器；其次，“飞豹”飞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中型战斗轰炸机，填补了中国歼击轰炸机的空白。陈一坚是“飞豹”的总设计师，被称为“飞豹之父”。他还是厦大校友——在1949年进入厦大航空工程系学习。

     昨日，现任中国航空工业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研究员的陈一坚接受厦大敦聘，在64年后又戴上厦大校徽，成为厦大兼职教授。在为学生所做的专题报告中，他并没有提及为他带来荣耀的“飞豹”飞机。这位83岁的院士看到的是未来，在介绍“军用飞机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时，他号召学生们向他“开炮”:“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不要顾及‘老头的面子’。”

    目睹惨烈抗战

     立志投身航空事业

     陈一坚是福州人，最早是通过抗日战争中满天轰鸣的日军战机来认识飞机的。

     抗战爆发后，年幼的他随父亲所在的学校迁往南平。陈一坚说，当时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来轰炸时，大家只能躲在存放石棺的洞里。和轰鸣的日寇飞机相比，有一幕给了这个少年更大的刺激——当时的中国人对飞机毫无概念，因此，在日本飞机空袭时，生怕婴儿的哭声会被飞行员听到，便死死地捂住婴儿的嘴巴，甚至把孩子给活活闷死。陈一坚说，他当时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上都是人家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哪里去了？轰鸣的日本飞机和惨死的婴儿，使他立志投身航空事业。

     似乎是命运听到陈一坚掷地有声的决心。1949年，陈一坚得知厦大航空系开始招生，当时在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就读的他，毅然投奔厦大，而且三个志愿都填了“航空系”。他的决心很坚定:“不录取我，我就换个大学再考，直至录取”。他认准要学航空、造飞机，理由是: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别人的欺负。

    就学厦大一年

     学会自学创新精神

     陈一坚只在厦大呆了一年——1950年，在我国第一次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航空系合并，他又从厦大转入清华。

     他在厦大的那一年，厦大办学还未步入正轨，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这反而给了他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没有“限死”他。他说，这段经历对他今后的工作态度产生影响。在他看来，创新不是火花四射的激情迸发，而是日常的工作，“就是遇到问题不吭声，自己去学习、解决”。在厦大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他学会了自学的本领和自律的习惯，这些令他终身受益。

     从厦大校方提供的资料上看，195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陈一坚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修理在抗美援朝前线受损的飞机，仿制苏联伊尔-28轻型轰炸机；1956年，我国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陈一坚被选中，他的飞机设计生涯开始起步。

     不过，“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他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这位飞机设计师曾被分去养羊养猪。他说，虽然自己本来不会养猪，但自己看书学配饲料，给猪治病，照样把猪养得很肥。

     这种自学的本领，一部分来自于当年厦大的培养。当然，它最大的用武之地并非在养猪上。改革开放后，陈一坚赴德国参观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前身MBB公司，他说，看到苏式规范和美式规范的差别，令他很“震撼”。

     但是，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美式规范是陌生的，陈一坚通过自学好几柜子研制飞机的美式技术规范来“扫盲”，这也使他日后研制“飞豹”时，下定决心抛弃苏式规范，采用美式规范。

     设计“飞豹”飞机

     历经波折终于成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一坚被任命为“飞豹”飞机的总设计师。他打破旧的设计规范，大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研制成功“飞豹”飞机，填补了中国歼击轰炸机的空白，因此被称为“飞豹之父”。

     事实上，“飞豹”的研制历经波折，差点中途夭折——1981年，国家财政紧缩，军费大幅削减，“飞豹”由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项目。由于经费削减、进度放慢、基建缓建，“飞豹”基本处于“下马”状态。

     作为领头人，陈一坚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甚至悄悄流了眼泪。但他坚持认为，这类飞机是空军、海军都迫切需要的——没有歼击轰炸机，海军作战时就没有了空中“保护伞”。于是，他在“量力而行”的原则后面，增加了“有所作为”——没有研制经费，但是工资和办公费，纸、笔钱总还是有的，“飞豹”研制团队仍然没日没夜地干。

     陈一坚说，最艰苦的日子里，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他们照常工作，大年初一也是如此；双职工没人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睡觉，孩子从搁板上滚下来是常有的事。

     1982年，“飞豹”终于迎来转机——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1999年10月1日，“飞豹”飞机高调亮相——在北京举行的建国50周年盛大阅兵中，6架“飞豹”组成的空中梯队，成箭形编队整齐地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这一刻，陈一坚的航空梦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