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乃适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5/8/14

 

 

    ■李乃适

 

    她是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界的第一位院士。从医近60年，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内分泌学事业，由她总结和开创的许多内分泌疾病诊疗方法为国内医院广泛采用，造福了广大患者。

 

    史轶蘩（1928 -2013）

 

    内分泌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溧阳人。1954 年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曾任卫生部内分泌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等职。早年对内分泌临床的疑难问题如嗜铬细胞瘤的术前药物准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甲亢危象分期和抢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可伴有骨软化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提高了这些疾病的诊治水平；1979年起领导的垂体研究组在国内率先建立了7 种垂体激素的测定和11 种下丘脑—垂体—靶腺的功能试验, 并首先应用多种神经递质和神经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垂体卒中的分类、治疗原则和预后；首次发现生长抑素类似物有形成胆石的副作用等。在“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和“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以第一获奖人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1996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溧阳史氏闻天下

 

    对于研究百家姓的学者们来说，溧阳史氏是不可回避的。溧阳是史姓的郡望所在，几乎是所有百家姓郡望中保留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一个。公元59年，跟随汉光武帝南征北战的史崇将军被加封为溧阳侯，成为溧阳史氏之祖。其后史氏名人辈出，包括史可法、史贻直这样的名相。

 

    史轶蘩的祖父史国桢，是溧阳侯史崇的59代孙，曾任溧阳公署衙门会计，并兼溧阳高山女校校长。崇尚教育的风气让史家人才辈出，史轶蘩之父史恩灏和史国桢的小弟史国纲是其中的佼佼者。史国纲早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史恩灏说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语，也曾有机会出国留学，但他在考入海关后选择留在海关工作。从此依英美惯例，他每三年需调至另一城市海关工作，因而他的子女也就降生在不同的地方。

 

    1928年，史恩灏在当时中国的重要南方门户江门海关工作。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二十日，他的第三个孩子史轶蘩出生于江门。最终成年的兄弟姐妹有5人：史轶寅、史轶漪、史轶蘩、史轶芳和史轶才。史轶蘩在幼时被送到江苏金坛的外婆家生活，而史轶漪则被送至溧阳老家。直至日本全面侵华进入长江下游，姐妹俩才辗转来到父母身边，那时候史恩灏已经来到青岛海关工作了。

 

    来到父母身边以后，史轶漪、史轶蘩先后进入青岛圣功女中就读。青岛是中国第一所女中诞生之处，而圣功女中则是后来在女子中学里以教育质量出众而著称的。尽管学校的要求很高，但姐妹俩在圣功女中的学习成绩非常拔尖。

 

    沦陷区的生活是艰苦而屈辱的。史轶漪曾经回忆：“我是1939年到青岛上中学的，史轶蘩是1940年。1941年底，日本人来了，我们学校的修女全部撤掉了，英文不学了，必须学日文。学日文也没有让你好好学，今天学第一册，明天学另一种的第一册。日本人非常坏，把你青春的时间全浪费，不让你学。我们也学会去日本人在青岛开的店捣乱，我们去看一看，拿出来又说不要。一会儿又去看一看，看完之后又不要。史轶蘩干的少，我干的多，因为她在那儿看小说，有时候也去捣乱捣一下。”

 

    史轶蘩的青少年时期几乎都在青岛度过，沦陷区的生活对她的影响十分深远。不过，能够在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中学屡拔头筹，是与她的天赋和勤奋分不开的。而父亲亲自训练的英语和自幼大量阅读小说练就的语文能力，则为她未来的中英文写作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务求卓越协和人

 

    1946年，史轶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目标直指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当时协和医学院刚刚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是日军早已将所有设备掳掠一空；协和复校还尚需时日。尽管如此，协和医学院在医学界的名气仍然吸引了一批优秀学子执着地去报考，其中就包括史轶蘩。

 

    协和的学制包括三年的医学预科阶段和五年的医本科阶段，预科阶段在综合性大学完成，然后再参加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而燕京大学的医预系则是向协和输送学生最多的综合性大学。即使如此，淘汰率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进入协和以后，还会继续淘汰。在这样残酷的“淘汰制”学制中，史轶蘩游刃有余，在1950年夏因成绩优异且全面发展被授予国际菲陶菲（φτφ）荣誉学会颁发的金钥匙奖。到8年学习结束时，她又和张之南、孙瑞龙一起被授予优等生称号。

 

    史轶蘩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内科住院医师的工作是艰苦而烦琐的，通常也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史轶蘩很快就在内科脱颖而出，在医生和医学生中颇有名气。

 

    比史轶蘩低两届的师妹、后来的心内科教授吴宁回忆当年的情景：“每次我听像史轶蘩这样的上级大夫查房，都会深受触动。他们的问题永远是启发式的，每个问题和问题之间，都贯彻着自己清晰的思维。有时，他们为了给我们提问，隔夜就开始准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得更生动，印象更深刻。”

 

    吴宁印象最深的是史大夫的一次查房，“她问了我们三个问题：一个心力衰竭的病人，经过你的治疗后，你怎么判断他的病情，是比进病房时好还是坏？有什么具体的现象能够说明？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说实话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没有深入思考过。后来只见史大夫走到病人床前，把原本垫在病人背后的两只枕头，轻轻地抽掉了一只，询问病人是否仍然感觉舒服。病人点了点头。史大夫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这就是比入院时情况好转了，原来不能平卧的，经过治疗可以平卧，这个简单的现象就能说明病人的病情经过治疗有所缓解。”

 

    这一实例体现了史轶蘩在住院医师这样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工作态度和工作风格，她对于病人不仅能够做到观察仔细，还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并且对医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这种风格让她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1956年，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内分泌组从胃肠组独立出来；1958年内分泌科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内分泌专科。史轶蘩根据自己的兴趣，毅然选择了跟随著名的内分泌学专家刘士豪教授进入内分泌组，从此终生从事内分泌专业。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史轶蘩已经在内分泌科的临床工作中起着骨干作用。

 

    1964年的进修医师、后来的福建省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林丽香教授回忆起跟随史轶蘩学习的经历：“史轶蘩教授知识非常渊博、基本功也很扎实，而且临床实践很认真。她带我的时候，对每一个病人的病史、体征都要核对一下。碰到一些疑难病例，她会亲自带我到图书馆找材料，看完材料后跟我讨论，然后她会抓住病人的主要病史或者体征具体分析。我觉得她的诊断思维非常清晰，分析也很到位，因为内科的诊断都是排除法，她能够根据这个病人的临床去逐步排除，最后得到可能性最大的一个诊断。过后，她会去回访病人，甚至有一年两年的回访。我觉得这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最大收获……”

 

    十年浩劫勤医道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协和医院作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典型，自然成为风暴的中心。张孝骞、刘士豪、黄家驷……这些一直以来受人尊敬、遇到疑难重症患者就需要他们来指点迷津的花甲老人，现在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一批年轻的“红卫兵”们指挥着进行批斗。

 

    主任都被打倒了，病房秩序被彻底打乱，但是病人还在，病情变化还得处理。所有没有被打倒的病房医生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量，承担更重的责任。

 

    史轶蘩的工作强度明显加大了，有一段时间，整个病房就只有她和纪宝华大夫两个大夫管着，还不得不隔天值班。因为她年资高，很多时候都得由她作临床判断和决定。

 

    对史轶蘩来说，幸运的是当时的主任刘士豪教授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后，工作任务就是打扫病房的厕所；他经常悄悄地观察病人，在没人时向史轶蘩面授机宜。史轶蘩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也悄悄找机会向刘士豪请教。就这样，史轶蘩的临床实践水平和名声都在不断提高，其他医师也常常来咨询她。

 

    在“文革”长期超负荷的临床实践中，史轶蘩的临床水平逐渐提高到一个令人惊叹的水平。后来的重要合作者金自孟在回忆中举了一个难忘的例子：“史大夫在业务上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遇到一些疑难病例，她非常能够想办法去解决。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通海大地震’，当时是新中国第一次、由国家紧急派出一个大型的医疗队去灾区。协和医院去了60个人，当天晚上半夜用飞机把我们送到云南，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去灾区。在那里我们碰到一个病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个时候一个单位胰岛素都没有，史大夫就带领我们守在病人身边，靠用盐水一点一点地输液，在严密的观察下，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把这个人的酮症酸中毒给缓解过来。在医疗队的帐篷里面，也没有现在这些仪器，检验科也只有很简单的，查查白血球、尿常规。就在那个条件下，把一个酮症酸中毒的病人在没用一个单位胰岛素的情况下给抢救过来。这说明，史大夫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任，一直要对着病人以便随时观察，另外说明史大夫的临床功底非常深。”

 

    以身试验填空白

 

    “文革”终于结束，内分泌科的秩序又恢复了正常。为学科发展需要，内分泌科进行了分组，史轶蘩负责一个几乎没有起步的组——垂体组。从此，中国内分泌学界的垂体研究就和史轶蘩的名字紧密联系起来了。

 

    作为垂体组的负责人，史轶蘩重点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方法学。在上世纪60年代，刘士豪已经紧跟国际前沿，建立了胰岛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而7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协和医院院长的陆召麟教授又去英国学习了生长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回国后一度苦于没有足够的生长激素标准品而无法建立临床可用的生长激素测定法，但在“文革”后由于创新性地使用了静脉注射法代替经典的皮下多点注射法而成功获得突破。

 

    史轶蘩立即带领垂体组对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和分泌不足的经典疾病——巨人症/肢端肥大症和矮小症的诊断方法进行了临床研究，建立了相应的功能试验，从而确定了这两类疾病在中国人群的诊断标准，使原先仅仅依靠临床表现来诊断的水准大大提高，诊断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均达到了国际水平。同时，她还促进垂体分泌的其他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的建立和各种疾病所需要的功能试验正常值的确定，使垂体疾病的诊断全部进入了定量评价的阶段，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然而，这些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却鲜为人知。因为功能试验需要一批正常人来进行试验，以确定正常参考值，而这些正常人中的第一个，几乎都是史轶蘩本人。

 

    史轶蘩的长期合作伙伴邓洁英教授曾回忆当年的情景：“史大夫当时就强调我们垂体瘤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功能实验，一个兴奋实验一个抑制实验，两个同时进行。兴奋试验首先是在大人身上做的。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当时垂体组就我和史大夫两个人，史大夫还不是主任，还调不出人来，门诊护士就两个。但史大夫在礼拜天把她们叫过来一起做功能实验。第一个实验是胰岛素耐量实验，第一个做的就是史大夫，这把我吓坏了，因为我不是临床医生也没有什么经验，当时谁也没做过胰岛素耐量，打胰岛素都是按照文献。当时，胰岛素一打，史大夫反应特别厉害，满身大汗心率很快，低血糖的反应很明显……”

 

    1980年1月7日，史轶蘩飞赴美国NIH，师从Sherins从事垂体—性腺轴的相关基础研究，于1982年底回到协和。

 

    美国归来，史轶蘩的视野更加开阔。垂体疾病的诊断、治疗、并发症和相应的基础研究都在史轶蘩的领导下展开了多科合作，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得如火如荼。

 

    多年的辛勤努力终结硕果——自1989年起，以史轶蘩为主要完成人的三项研究相继获得卫生部级和国家级的科技进步奖；1989年12月，“男性内分泌性性功能减退症的临床研究”率先获卫生部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的临床研究”获得1990年卫生部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199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得1991年卫生部医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1992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成果鉴定从掌握并深入分析我国垂体瘤的第一手资料、建立先进诊断方法、掌握先进治疗办法、病理研究、基础研究和推广应用6个方面对垂体瘤研究的工作进行了高度评价。这一奖项是对史轶蘩的团队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整套垂体瘤诊治方法并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极好的褒奖和鼓励。

 

    创新性的临床科研是史轶蘩团队得以获奖的重要条件。举例来说，史轶蘩的团队在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垂体生长激素瘤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胆石症的患者有明显增加，而这一现象在全世界均未曾报道。然后他们就进行了深入的实验设计和系列临床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奥曲肽确实使胆石症发生增加，肢端肥大症患者长期奥曲肽治疗过程中，建议监测胆囊功能。

 

    将这段往事称之为“美妙的回忆”的合作者Alan G. Harris，后来如此评价：“史大夫和她的团队监测、追踪临床相关的胆囊收缩和胆汁分泌的情况，为其他使用奥曲肽治疗这些病人的大夫提供指导。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贡献，不仅是史大夫和她的中国同事们，而且是全球的大夫们。所以这是一个她和她的团队作出的很重要的贡献。”

 

    1996年，史轶蘩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她是临床内分泌学界的第一位院士。此后，史轶蘩继续在内分泌学的领域内开拓创新，对肥胖的研究、对青春发育的研究在她晚年的研究里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为未来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013年2月13日，史轶蘩因病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