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磊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5/8/21

 

 

    高守一 （1927年4月29日～2011年5月21日） 微生物学及传染病防治专家，我国霍乱防治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辽宁省新民市人，1950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主要科研成果有：发现第IV组霍乱噬菌体可以鉴别霍乱弧菌的古典型和埃尔托型；提出埃尔托型霍乱弧菌两类菌株的观点并创建分型方案；研制庆大霉素琼脂培养基；中国O139群霍乱弧菌的分子特征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获得主要奖项有：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全国卫生防疫防治工作先进个人、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他被誉为“中国霍乱防治第一人”。他这一生始终秉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潜心研究，开拓创新，在我国霍乱和流行病防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并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磊

 

    求学——动荡年代，坚定信念

 

    1927年4月29日，高守一出生于辽西省奉天市新民县（今辽宁省新民市）安福屯村，家中排行老大。幼时一直由母亲陪伴生活在老家新民，一直到5岁时，随父母来到沈阳生活。由于在乡村中出生，又是家里长孙，所以家人对他非常溺爱，而父亲主张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父母的严格管教对他后来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守一6岁进入沈阳市大南小学，12岁进入沈阳第六国民高等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这时家里的经济略显拮据，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支撑整个家庭的支出。正是这段童年时光养成了高守一勤俭的作风。动荡的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在高守一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不管是在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的年代，还是在功成名就身居高位的时候，艰苦朴素、安贫守道的风格成为高守一给家人、同事最深的印象之一。

 

    虽然社会动荡，但高守一深知学习的重要性，长久以来父母的教诲也让他养成了认真刻苦的习惯。虽然当时的高守一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尤其对商业簿记、商业要项更觉枯燥无味，课程基本靠教条式的背诵，但他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比较优秀。

 

    1943年投考伪新京医大落第，使高守一认识到只靠背诵取得的成绩都是短暂的，应该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才是。在他之后一年的补习过程中，发生了一段插曲。因为时常无所事事，又目睹父亲每日为了家庭的生计奔波忙碌，高守一觉得自己应该为家庭贡献一份力量，当时恰好在沈阳豆油组合联合会有一个工作机会，于是他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工作经历。这段经历让他初次接触到社会，见识了社会人士虚伪的一面，也让高守一的求学热情空前高涨。在他早年的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体会到社会人是耍手腕的，虚伪，所以我时常和他们吵嘴，因此他们说我自傲，不驯顺。这样我更觉得苦恼，我时常想，不怪在学时先生说社会是阴险的黑暗的，社会油子是讲玩手腕的，因此更强化了我的读书求学意志。所以虽然每天很晚下班，我也一天没有中断地到夜校补习数理化。我觉得要想脱离这个社会，就得努力读书投向学校。造成我顺利的考入学校，这段厂史也是起很大作用的。”

 

    一直到1944年，高守一进入沈阳留（日）学生预备校学习一年，此时的他想通过此途径去日本留学。当时，东北三省处于日本侵略军占领和统治时期，高守一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歧视和欺侮中国人的情景，更加深了对侵略者的憎恨与厌恶，当时的日本也由于太平洋战争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他就放弃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1945年，高守一进入“满洲医科大学”继续本科学习，也就是后来的国立沈阳医学院。那时的学校还是日本人当权，只把中国学生当作附带品，处处表现着和日本人的待遇不同。在学校和社会的动荡中，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为了学业高守一处处忍耐，并深深坚信时代很快就会变化了。这段时间对于高守一来说，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一直都在医学的道路上隐忍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自己性格细心、爱清洁、适合学医”。

 

    在大学学习基础课时，微生物学教授提到微生物是疾病之源，解决一个微生物的问题会对疾病的解决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时的高守一就认定基础医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至此他找到了适合自己人生发展的道路。

 

    1950年，23岁的高守一以优良成绩医学学士毕业，波折的求学路告一段落。

 

    机遇——印度深造，崭露头角

 

    1954年，由于预防医学事业发展的需要，高守一从中国医科大学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流研所”，即现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工作。

 

    最初流研所还未正式建立，高守一就先在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进修。1955年底流研所建成开始工作。入所之初协助流研所刘秉阳教授培训干部，并参加炭疽等研究工作。当时传染病所的研究室出于保密需要，都采用编号来命名，01是鼠疫，02是霍乱，故霍乱研究室一直叫02室。后来高守一进入02室开始霍乱研究工作。

 

    后来，根据我国建设事业的需要，党和国家高瞻远瞩，积极选送优秀科技工作者出国进修和学术交流。1959年6月，作为中印两国交换学者，高守一赴印度加尔各答公共卫生学院、生化与实验医学研究所、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印度孟买的哈佛金研究所及印度卡苏里的中央研究院进修霍乱，这为他未来的霍乱研究进一步确立了方向。

 

    霍乱是一种急性腹泻疾病，由污水中的霍乱弧菌引起，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在历史上，霍乱在印度和东南亚常有发生。因为世界上霍乱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在印度和孟加拉，所以印度的霍乱防治在实验室和病原学的研究方面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为什么高守一到印度进修的原因。这次印度之行，让高守一从此便与霍乱结下不解之缘。

 

    在印度期间，他时刻铭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不发达，国家经济、人民生活都还很困难，为了建设事业，为了入民健康，还克服困难选送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自己一定要分秒必争，抓紧进修，绝不辜负祖国的期望”。在印度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星期天到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学习文件、看报纸、过党的组织生活以外，其余时间不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或到疫区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研究，高守一发现第Ⅳ组霍乱噬菌体可以鉴别霍乱弧菌的古典生物型和埃尔托生物型菌株。

 

    这一鉴别方法随后得到印度生化与实验医学研究所的Mukerjee的进一步证实。他指出，在几种鉴别实验中，此法效果最好。后来这项成果在副霍乱世界大流行中，在许多国家广泛应用。因为霍乱的发源地在印度，副霍乱的发源地在印度尼西亚，明确哪一种病原有助于追溯传染来源。1974年Mukerjee（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弧菌噬菌体分型中心负责人）在一本《霍乱》专著中指出，发现第IV组噬菌体的这一鉴别作用，在霍乱噬菌体特性的研究中是最重要的成果。这项成就正式拉开了高守一在霍乱防治方面的工作序幕。

 

    挑战——攻克霍乱，贡献卓著

 

    高守一早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表现出科学创新的潜质。1952年，我国对于当时细菌战中细菌菌种的保存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年仅26岁的高守一根据冷冻真空干燥原理，设计了一种简易的冷冻干燥装置，在当时缺乏冻干设备的年代，解决了菌种保存问题，为揭露敌人细菌战提供有力的证据，这种方法后来一直沿用了多年。

 

    在旧中国，肆虐的霍乱曾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人们对它谈虎色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和传染病管理，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我国再未出现解放前曾经流行过的古典霍乱。1961年，高守一刚回国不久，我国广东省报告发生“霍乱”。高守一立即赶赴广东阳江，进行我国首次副霍乱病原鉴定和现场实验室工作。在印度期间的研究课题正好为这次广东霍乱的鉴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用第Ⅳ组霍乱噬菌体鉴定，确诊为埃尔托弧菌引起的副霍乱（现在统称为霍乱），而不是解放前的古典霍乱。这一消息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引起国际关注。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副霍乱，也是在这次副霍乱世界大流行中，除印度尼西亚外的首次证实。

 

    从1961年广东开始流行霍乱以后，沿海一些省份和个别内陆省份也陆续出现霍乱疫情。高守一经常带领同志们深入疫区，与当地卫生防疫单位一起，认真调查研究，并把现场存在的问题带回实验室进一步研究。1964年副霍乱首次在南疆地区流行，当时疫情波及喀什、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自治州的十个县市，发病1331人，死亡101人。那一次霍乱的流行过程当中，高守一带队参与了新疆疫情的确诊、防治，一直到最后控制。1965年，高守一组织霍乱实验诊断研究协作组赴天津进行霍乱防治工作，特别是在塘沽一带，高守一小组里的同志们每天都到各个水体采样。经过全国大力防治，1965年我国霍乱疫情基本控制。

 

    在控制疫情的同时，高守一将这些珍贵的菌株样品进行了充分的实验研究。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初步提出了两类菌株的观点——埃尔托霍乱弧菌存在流行株和非流行株两类菌株。

 

    经过历时多年的科学研究和验证后，1971年高守一正式提出两类菌株的观点，并指出对流行株应按霍乱菌对待，对非流行株可按一般腹泻菌对待。这不仅提高了防疫效果，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避免了以往一概按霍乱处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著的。从理论上解决了上述情况给人们造成的困惑，在实践上为防疫工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关于霍乱的鉴别手段和方法。这是对国际上长期未解决的不同类型埃尔托弧菌区分问题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守一的霍乱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类菌株开展的。根据工作需要，他还首创了霍乱培养用的庆大霉素琼脂培养基，相比之前沿用的碱性琼脂，可以快速检出霍乱弧菌，敏感性高，选择性强。

 

    高守一对科研工作认真严谨的作风处处可以体现——实验结果常常要重复多次来反复验证；科研论文的书写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研究结果一定要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和考验。回顾几十年来他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如此。1966年他就建立了噬菌体分型方案，经过在应用中不断验证和完善，1978年又将此方案发展为噬菌体—生物分型分案，再经过25个省、市、自治区10多年的应用验证，1989年才报奖。庆大霉素琼脂培养基，1973年基本研制成功，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提高，直到1990年才报奖。

 

    赞誉——不骄不躁，甘为人梯

 

    多年来，高守一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上，时时刻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他病倒的当天上午，还在电话里叮嘱着工作的事情。

 

    每次霍乱疫情暴发时，高守一总是出现在第一现场。1961年广东阳江共事过的当地老科学家们回忆中提到：“高大夫当时是卫生部派下来的。跟他一起来的人中他来的时间最长，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来看看就走了，就他一个人在这里从5月多一直到12月，没有中断，直到疫情处理完。天天在这里工作到晚上一点钟才走，我们没有车，不能送他，他自己走路回招待所，早上又走着来。我们这里没有饭堂，又没有汽车，他天天这样跑了几个月，下县城，在实验室做工作。那会儿他年轻，人很好，很有礼貌，说话小小声，对谁都很和气，没有架子。用高尚这个词来形容高大夫一点都不过分。”

 

    在重点抓卫生防疫和科研工作的同时，高守一一直都参与编写国家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出版的《霍乱防治手册》，奔赴各地指导霍乱防治工作。同时，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还通过办培训班，接待进修与现场指导等方式，为全国地方单位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和防疫工作骨干。

 

    高守一非常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对学生都是手把手指导。他是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1978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了让年轻人早日成才，他总是要求他们要深入现场，密切结合实际，注意解决疾病防治中的重要问题。对研究生的科研选题、设计、实验及结果分析等都给予具体指导，对研究生的论文总要亲自修改，每一句话，每一个数据，甚至标点符号，引用文献等，他都要仔细审阅，严格对待。30年来，他先后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30多名。这些人中，有些已是所在单位的重要科研教学骨干，有些担任重要的科技管理职务，有些正在国外深造。他们都以不同方式，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贡献。

 

    高守一的学生祁国明在访谈录中提到：“我对他不能叫崇拜，应该叫非常尊重。作为一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教授来讲，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我在做研究生整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手把手地教你做实验，最重要的是，他是很有胸怀的一个人，尤其是重视青年人创造性的思考。”

 

    徐建国院士曾说：“高老的人格魅力远不止他的科研成就。”

 

    人最难得的就是在取得成绩后仍然怀有平静的心继续前行。1994年，高守一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面对无数的赞誉与奖励，他平静地说：“为人民防病防治任务很重，攀登科学高峰永无止境，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职务意味着责任，荣誉仅仅是新的起点。”

 

    高守一院士一生为人低调，淡泊名利，有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他的一生全都献给了中国的防疫事业，在中国霍乱防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助理研究员）

 

▲1999年，高守一院士在基因工程研究室和博士研究生讨论霍乱弧菌丝状噬菌体基因水平转移试验照片。

 

▲1960年，高守一在印度AllH&PH微生物系实验室照片。

 

▲1965年，霍乱实验诊断研究协作组天津留影。

 

    追忆高守一院士：

    组建有核心的全国团队是成功的基础

 

    ■祁国明

 

    高守一知道，要把中国霍乱研究和防治工作做好，就得动员霍乱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就得调动全国各地卫生防疫站霍乱防治工作者积极参与进来。在埃尔托霍乱弧菌两类菌株理论的验证过程中，他是这样做的；在两类菌株理论应用于霍乱防治实践的过程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在深入研究两类菌株的物质基础（包括遗传学基础）的过程中，他更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每年冬天凡是当年分离到霍乱弧菌的省市防疫站都会派人把菌株送到流研所，并在霍乱实验室里进行鉴定，从而使各省市卫生防疫站的同志学到了新的技术，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有关两类菌株的验证工作。对于两类菌株在外环境（主要是水）中的存活能力的比较；在家兔肠黏膜上皮的黏附、定居和繁殖能力的比较；家兔肠内和试管内产生肠毒素能力的比较以及染色体片段多态性的比较等都有明确的分工，也使得在他周围工作的同事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在整个实验室内，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围绕两类菌株的理论、鉴别方法和实际应用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工作的团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在大力提倡的大兵团作战的格局。

 

    高守一从来不曾把流研所在霍乱防治和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功于自己。

 

    1978年他所在的实验室和他本人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在报送有关材料的时候，把所有为这个项目出过力的单位都列举出来，让这些单位也同享了这份荣誉。连远在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也因为在高老师的指导下在霍乱防治和研究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获奖证书。1989年和1991年，他所主持的有关埃尔托霍乱弧菌两类菌株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项目，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报奖的文件中，他客观公正地列出了所有为这项成果作出过贡献的人员名单。

 

    正是由于高守一善于调动自己实验室每个工作人员和全国各地的霍乱防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不忘记这些人的辛劳和贡献，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同时支持和鼓励创新，组织大兵团作战，才成就了流研所霍乱实验室这个团结战斗并有成就的团队，成就了我国霍乱防治的事业，也成就了他本人，使他被誉为中国霍乱防治的第一人。

 

    （祁国明，研究员、教授。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司长，现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