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海燕 陈琦 陈珍晴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4/11

    当通宵达旦在实验室完成课题时，她是钟情学术、严谨治学的研究者；在担任科研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时，她是格局远大、克己奉公的管理者；当作为国际组织顾问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时，她是风采卓然的科学大使；当出于受试者安全考虑上书建议拒绝国外某项节育药物在中国的引入性研究时，她是女性健康的守护者……

    ■杨海燕 陈琦 陈珍晴

    肖碧莲（1923年10月31日~）

    生殖内分泌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人，祖籍广东中山。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56~1959年留学苏联，获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学位。后入职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开创妇产科内分泌研究领域，建立激素测定方法。1978年，所在单位负责研制的短效I号、II号避孕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调任北京，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创建人之一，历任该所生殖内分泌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2004年她主持的课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她是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家庭健康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聘为顾问，并促成和推动了我国生殖医学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

    十年琢磨 初入杏林

    肖碧莲于1923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来自美国的女性生育节制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夫人造访京沪两地，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对女性控制生育权的讨论。而从思想“清议”到技术“赋权”，是一条漫漫长路。肖碧莲后来成为求索于这条路上的中国杰出女性代表。

    肖碧莲幼年丧父、少年又遭逢战乱，但所幸家族中重视教育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供上学。从1930年入读培坤小学至1942年工部局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她一直在女子教会学校受教育。高中阶段她积极参加上海各中学联合团体的活动，为街头儿童举办暑期学校，到收容所讲课。她曾担任该团体的主席，组织能力和社会关怀得以初步显现。

    1942年，成绩优异、发展全面的肖碧莲与二姐肖曙英一起被圣约翰大学录取。其兄肖荣炜、嫂叶嘉馥、大姐夫范文照、外甥范政皆为该校校友。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创办，倡导“广博之自由教育”理念，用全英文授课方式，实行的是美式医学生培养制度。由于教育质量高，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位列甲级医学院，其所授医学博士学位一直受到美国的大学和各大医院的承认。在经过严格的医学预科培养、医学基础与专业研习、临床实习之后，肖碧莲1949年7月获颁医学博士。她求学圣约翰时逢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战火烽燃之下校园不是“孤岛”，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她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这些经历促使其成长为一个钟情学术、志向高远、克己坦直、生命丰富之才。

    毕业之后肖碧莲入职宏仁医院，成为一名年轻的妇产科医生。之所以选择妇科，与她实习期间目睹女性卫生保健条件差、常常得不到及时医治、没有选择而反复妊娠所带来的痛苦有关，这成为她一生从事生殖健康研究的原动力。肖碧莲很快在事业上崭露头角，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1951年10月，肖碧莲与王亦洲结婚，陆续有了一双儿女。1955年，王亦洲作为驻苏大使刘晓的秘书，赴莫斯科工作。肖碧莲1952年就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在“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中，她决定去苏联进一步深造。尽管“审查意见”强调了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但她本人的思想认识以及在宏仁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表现最终助她通过了严格审查。在为期一年的俄语集训之后，她1956年11月成为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妇产科教研组的一名研究生。

    苏联当时的医学院不属于综合性大学，更强调专业性，而且政治思想教育无处不在，其招生、课程设置和教学政策均受政治方针指导。在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方面，则强调临床、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的综合。在肖碧莲出国前，国内已经开始全面学苏，所以她对这种苏式教育模式接受起来并不太难。在完成政治学习任务后她潜心攻读，毕业考试成绩全优，在临床、教学、科研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她师从妇产科病理生理学专家日马金教授，论文作的是女性正常和异常生理周期的血管反射变化。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苏联在生理学、医学等领域大力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和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这也是日马金研究团队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之一。虽然肖碧莲后来并没有延续博士论文的题目，但留苏3年毋庸置疑使其走上了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相结合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她敏锐捕捉到生殖内分泌这一学科前沿。完成论文后，她在内分泌化验室工作了一个半月，学习了当时先进的生殖激素测定方法。

    1959年12月，肖碧莲获得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学位。7年上海圣约翰的“美式教育”，加上3年莫斯科的“苏式研究”，亦琢亦磨，璞玉灿明，她已整装待发。

    动荡岁月 上下求索

    肖碧莲归国后入职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此时的仁济早已摆脱教会医院的标签。繁忙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余，她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生殖激素的化学测定方法，没有设备，一切从零开始，所需要的特殊玻璃器皿都由她亲自向当地玻璃厂订制。这种从尿液中提取激素的方法过程烦琐，还要接触大量有机溶剂，但激素测定为体液调节研究这一新领域奠定了基础。临床大夫做实验在当时并不是常态，所幸她得到了科主任郭泉清教授的大力支持。1963年妇产科教研组向仁济医院申请建立专门的实验室，“内分泌测定”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还有“计划生育的药物研究与动物试验”等。

    伴随毛泽东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演，对计划生育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正面讨论在《人民日报》上异峰突起，但很快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年大饥荒中沉寂下来。直到饥荒缓和、人口反弹，控制人口、研发避孕节育手段才重新提上日程。1964年3月，肖碧莲参加了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在上海协同召开的计划生育科研工作座谈会，正式加入周恩来、聂荣臻支持下的口服避孕药研发项目。在妇产科实验室基础上，仁济医院旋即成立了国内首个计划生育实验室（后改名为研究室），肖碧莲担任副主任和秘书。她带领研究室进行避孕药临床效果和副反应的观察，开展相关内分泌和子宫内膜的实验研究，探索药物的避孕作用机理和最低有效剂量。

    1965年，肖碧莲带领研究室在内分泌测定的基础上，将避孕药的剂量减到国外常用剂量的1／2。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她几受冲击，被隔离审查和挂牌批斗，但由于避孕药具研究相对受到国家认可，故得以断续开展科研。1／2剂量以及随后的1／4剂量避孕药，分别于1967年、1969年通过国家鉴定，批量生产推广。尽管口服避孕药1960年诞生于美国，但中国的研发并不是简单仿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大学、研究所、医院和制药厂的分工协作下，避孕药在配伍、剂量、剂型上都有所创新。尤其是肖碧莲主持的减量避孕药研究，在当时属于国际前沿。低剂量避孕药减轻了药物副作用，更加安全。在特定政策的支持下，从1970年起在全国实行免费供应。1／4剂量避孕药是彼时世界上临床大量应用的最低剂量，为避孕药问世作出关键贡献的华裔生物学家张民觉和化学家杰拉西在访华期间都对此印象深刻。

    此外，肖碧莲团队先后加入了多个避孕药具科研协作组，对I号避孕针、纸型避孕片等的临床效果、安全性和药理进行研究。动荡岁月中她勉力坚持，实验台前摇瓶、测定，下乡发药、随访，亲力亲为。尤其是对长期服药者的随访研究，包括服药后闭经现象的调查、停药后生育力的恢复、后代的健康调查和染色体分析等，饱含着对妇幼健康的专注和护佑。

    肖碧莲在科研上求真务实，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几近苛刻，在生活上则对他们关爱有加——她曾亲手为下属的孩子缝制棉袄。十年艰难时世终成过往，研究团队关于避孕药具的多篇论文得以发表。1977年，她所在单位负责研制的短效口服I号、II号避孕片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次年3月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1960年到1978年肖碧莲调职北京，她在仁济医院工作了18年。作为国内生殖内分泌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取得了多项学术成果，为北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过中年 再次出发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计划生育领域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在北京筹建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前身）。任务当前，1978年10月肖碧莲调职北京。这一年她56岁，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这个年龄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收尾，但肖碧莲面对的是在京城白手起家、再次创业。从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谈判，到事无巨细创建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到该所被确定为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再到生殖健康学科的大发展，她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在北京继续奋斗了30年。

    在此期间，肖碧莲从紧要处着手，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放射免疫测定技术的标准化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她所领导的生殖内分泌研究室因此被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确定为中国的放免质量控制中心。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生殖生理基线数据进行了测定和分析。此类研究属于奠基性的工作，很多研究者并不愿意做，而肖碧莲团队知难而进，建立了中国妇女五种生殖激素的生理常数，总结出激素变化的规律和高峰平均值。这项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为避孕药具研发及相关疾病诊疗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此外，肖碧莲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避孕药具的作用机理与远期安全性、卵巢功能及其调控的研究，多次获得科研奖项。从生殖健康大学科的角度，她还开展了辅助生殖实践，在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之后不到两年也获成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肖碧莲将紧急避孕的概念引进国内，并组建了“米非司酮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合作研究与开发”临床研究组，历时5年完成4项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有效地降低了我国的人工流产率，促进了女性的生殖健康保护。同时，她联合国际专家对课题研究人员进行临床研究规范化培训，确保科研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轨道。1994年，肖碧莲被聘任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之一，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之科技奖。她主持的“米非司酮用于紧急避孕、黄体期避孕及催经的研究”荣获2003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肖碧莲在科研所连任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被任命为所长，尽管已经超龄，但她在白手起家建所10周年之际担任所长实属实至名归。作为管理者，肖碧莲非常信任和鼓励年轻人，在为他们提供更好教育和研究资源方面不遗余力。科研所初期曾选用大钟寺旅馆作为临时所址，当时的简陋条件正如她的学生施少清所描述：“刮风一层土，下雨两脚泥，夏天汗不止，冬天流清涕。”时过境迁，初心未变，站在科研所如今的坚实平台之上，她和同侪后学朝向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国际舞台 绽放异彩

    肖碧莲自幼接受英语教学，尤其是圣约翰大学优良的英语训练使其受益终生。当国门重开，她的英语特长有了充分的施展机会。调职北京后，肖碧莲开始大量参与国际合作谈判，与她共事的人都对其英文水平印象深刻。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解决人口问题的起步阶段，这些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科研所成立伊始，就有了频繁的国际交流：国外专家来所授课、培训，所里专业人员和研究生出国学习、考察。这中间都离不开肖碧莲与国外学术界的主动联络、积极争取和精心组织。对于当时的年轻学子来说，出国深造机会非常难得，因而也倍加珍惜。现任科研所生殖内分泌研究室主任贾孟春是肖碧莲的学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毕业时就得以出国进修，他由衷地表示这段经历对自己科研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在肖碧莲操办之下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1988年至2005年间连续召开5次生殖内分泌国际会议，搭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争取国际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和分发英文期刊《展望》《进展》《国际计生联医学通讯》及《生殖健康要略》，惠及了广大的基层生殖医学人员。她还主持培训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招收蒙古和朝鲜的进修生。

    由于英语地道、思维敏捷、专业基础坚实、具有人格魅力，她先后多次被聘为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的顾问组成员，并担任两个专题小组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后又被美国国际家庭健康组织聘为高级顾问。她出访过20余个国家，连续5年代表政府部门参加世卫组织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捐款国会议，在各种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研究进展。在她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署名为第一作者的英文论文计20余篇，多发表在《人类生殖》（Human Reproduction）、《生育与不孕》（Fertility and Sterility）、《避孕》（Contraception）、《国际妇产科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等顶尖杂志上，获得国际学界广泛认可。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肖碧莲也不例外。她晚年还会回忆起当年的校服：“圣约翰大学的校服最漂亮，是藕荷色的百褶裙。”在正式场合，她一般身着深色西装，不过还是很注重细节，每次出国前都会准备新衬衫，不管是颜色还是领子样式，都精心选择。展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是一位职业女科学家清爽利落的形象。

    肖碧莲如今已年过九旬，蓦然回首：当通宵达旦在实验室完成课题时，她是钟情学术、严谨治学的研究者；在担任科研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时，她是格局远大、克己奉公的管理者；当作为国际组织顾问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时，她是风采卓然的科学大使；当出于受试者安全考虑上书建议拒绝国外某项节育药物在中国的引入性研究时，她是女性健康的守护者；当为年轻的图书资料员录制英文磁带时，她是诲人不倦的英语老师；当繁忙工作之余教孙辈弹钢琴时，她是严慈并济的奶奶；当为孙女出国订制旗袍时，她是颇具老上海情结的“小资”。正如肖碧莲的孙女王蕾所言，自己的奶奶多才多艺，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女性，而且是那种比较开放、前沿、现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莲叶无穷碧，慧心此处寻。作为我国一名杰出的女科学家，肖碧莲的学术成长之路引人深思，其生命之丰富令人心生向往。生命不止，希望不息，如何研发出针对男女两性的技术手段、真正安全有效地进行生育调节，从而维护女性生殖健康、展现勃勃生机，肖碧莲凭借其智慧所开创的道路，还将无尽延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