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作者：王晓红    2021-07-21 10:19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1年4月4日清晨，风和日丽，金色的阳光给庄严肃穆的八宝山披上了一道绚丽。数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依依不舍地为他送别，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先生。他静静地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那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依然是那样的慈祥和儒雅，又多了一份安详和宁静，仿佛在告慰大家，他已经无怨无悔地走完了89岁光阴，他没有虚度，他在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这面党旗，践行着入党的誓言，完成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李京文院士是在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凭借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谱写了一曲人生的精彩华章，他在经济学界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使他获得了诸多国家荣誉和国际殊荣。1988年他被中组部选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8 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 年当选为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第一位经济学家的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常委，七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6月，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央为他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奖章，这熠熠生辉的奖章就是对他一生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最高评价，九泉之下的他一定笑得十分灿烂，因为他生前经常说，“如果没有党解放了全国也解放了我们家庭,没有党选送我去留学,我必定一事无成”。

    一

    1932年，李老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个充满红色基因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耿当年是贫寒的小学教师，一生追求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川县地下党支部委员，武鸣县地下党支部书记，陆川战时教育团副团长。在白色恐怖时期，父亲带领当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地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国民党曾用高官厚禄诱惑他，也曾用严刑拷打折磨让他写自首书，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过任何党的机密，正是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铸就了父亲钢铁般的意志。

    李老师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接受父亲的革命熏陶，父亲坚忍不拔的意志、乐观向上的态度、刻苦奋进的精神都深深感染着他。尤其是当年父亲创办了武鸣中学生集训总队与陆川战教团，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经常来到家中集会,父亲成为他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这些都深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他从小瘦弱多病，但聪颖过人，十分勤奋，姐姐绍清这样回忆：“祖父十分疼爱和赞赏他,说这孙儿将来会有出息。祖父的烟筒、衣服、鞋子找不到了,叫他找准能很快找到。他虽聪慧过人,但不骄不傲,文文静静,不显山不露水地悄悄长大了”。那时，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书是家中唯一的财富，父亲开了一个用于地下党联络的进步书店，那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四岁的他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涯。

    解放后，父亲李耿成为著名诗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大学副教授。母亲曾仁杰成为街道工厂厂长，曾被选为桂林党代表，荣获优秀母亲、先进工作者等省市级表彰30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李老师姊妹八个都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他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工程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

    李老师也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有着五彩斑斓的梦想。他从小追求的目标是当一名作家，文学殿堂是他的精神家园，文学名著是他飞翔的翅膀，鲁迅、茅盾、巴金、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是他崇拜的偶像；他也曾想当一名历史学家和数学家，范文澜、华罗庚、陈景润这些大师的名字，仿佛是天上的星座，那么神圣、那么耀眼，但他自己也没能想到，最后竟成了一名经济学家，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也是父亲的指引。1951年，他高考成绩优异，分别被华南文艺学院创作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正当他面临选择专业的十字路口时，是父亲和姐姐帮助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选择。父亲认为, 新中国要大规模搞经济建设,需要大量懂经济的专业人才，便鼓励他学经济。已经考取广西大学经济系的姐姐绍清也认为，学经济大有用武之地。于是，他选择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开启了他经济学家的生涯，在张培刚等经济学大师的指导下茁壮成长。入学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宣誓的庄严时刻他热血沸腾，那一刻，他已经把生命与祖国和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要用青春的汗水和生命的金线为祖国建设编织美丽富饶的花环。

    二

    1952年7月，这是他人生中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时刻，他经过层层选拔被正式推选为我国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留学，他的青春是多么幸运和幸福啊！他是多么感恩党的培养啊！他永远不能忘怀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的亲切接见，领袖的殷殷教导铭刻于心，伴随着他一生的成长道路，激励他永远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发奋读书。

    李老师在生前回忆文章中，记录了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学校通知同学们早饭后整队入场在礼堂等候，十几分钟后，一位高瘦的中年人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招手。“少奇同志！”大家鼓掌欢呼。刘少奇同志说:“同学们,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你们,来祝贺你们被选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少奇同志回忆了20年代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留学苏联时的生活和学习，最后讲到祖国对留学生的殷切期望与要求。他说,我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要援助建设156项现代化大工程,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他还说,培养留学生的费用苏联和中国各出一半,中国的这一半，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在国内培养25个大学生,费用虽然昂贵,但只要你们学成归来,还是很值得的。少奇同志还说,你们在苏联要争取考5分，考4分也可以,但如果考3分,甚至2分,那就自己打铺盖回国算了。他彻夜未眠，少奇同志的嘱托在他的脑海里萦绕，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1953年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同学们乘上大轿车进入中南海怀仁堂，他第一次走进心驰神往的中南海，看到流光溢彩的怀仁堂，心都醉了。晚上七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亲切和蔼地出现在舞台上，大家开始欢呼雀跃。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为同学们送行，祝贺大家出国留学,并希望几年后能在这里欢迎学成回来的专家。这是总理的殷切期望，是党和祖国对儿女们的殷切期望！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学习为国争光！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他攥紧拳头立下誓言，请总理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953年8月23日,他与1000多名留苏学生一起,在亲人们热烈的掌声、锣鼓声和祝愿声中离开北京，踏上了奔赴苏联的列车，他心如潮涌，泪水夺眶而出。。。。。。列车穿越在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犹如蓝宝石一般镶嵌在大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美丽、神奇、庄严和神圣。列车经过7天6夜的行进终于到达莫斯科，他被分配到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即将开启五年的留学生活。迎接他的是学长刘国光先生，国光先生后来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位学长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的科研道路，不仅让他懂得如何搞科研，而且十分支持他主持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还有他的硕士生导师、苏联阿科比教授也对他的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洋教授是苏联计委的处长，经常拿一些工作中的案例启发他，培养他的务实精神和工作态度。

    1957年11月17日，那是他终生最难忘的记忆。莫斯科的清晨格外美丽，寒风中仿佛吹来一股暖流。中国留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他们在这里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同学们按耐不住激动、兴奋、喜悦的心情。大使馆告诉大家，毛主席一直工作到当天凌晨,还要处理许多事务。下午四点，终于迎来了最幸福的时刻，“毛主席万岁”！大家顿时沸腾了，欢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地走来向同学们挥手致意。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了代表团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然后做报告,他讲了世界形势、国内形势和任务,最令人铭刻在心的是那段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此时此刻，他沉浸在无比的兴奋、激动和幸福之中。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慈祥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激励他一生为建设新中国而奋发学习、奋力拼搏。

    领袖的谆谆教导，祖国的重托，人民的期待，化作无比强大的动力。他深感光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在苏联五年的学习，他惜时如金，几乎是“泡”在教室、阅览室、图书馆里，甚至在户外的楼梯下看书写文章，川流不息的人群一点也不影响他的思绪。最后他以全部课程优秀、论文优秀的成绩毕业，参加全苏大学生论文竞赛获二等奖,并获得了苏联教育部颁发的奖状和200卢布奖金，他被苏联老师和同学们誉为“模范大学生”“理想青年”，并连续几年担任学校中国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副书记，并于1958年圆满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习任务，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

    三

    李老师的生活信念是:追求、热爱、勤奋、创新。他认为，“时间是有限的，追求是无尽的。有追求就充满希望，追求的原动力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有了爱,困难再多也不怕,任务再重也不烦”。追求的实现靠勤奋和创新，“要勤于学习和实践,勇于创新，没有决心、毅力和干劲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干劲与创新精神就更为重要”。

    从苏联回国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工作，当过技术员、工程师、处长。“文革”时期，他也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重冲击。1963年他被调到北京经济学院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文革”开始各种“帽子”便不断飞来，接着他被送进劳改队。1969年他又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让他烧锅炉、喂鸡、喂猪，由于生活条件差患了肝炎。但是，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科研工作的热情。直到1971年，他才被调回国家建委,后来到建材部工作，先后担任了政策法规司司长、部长助理。

    80年代初，正当仕途如日中天的时候，李老师却和组织提出要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弃“官”从“学”，用现在的眼光看，一定是“脑子进水了”，但他毅然决然地作出抉择。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在政府机关已经是一个有点权的“官”了，而且很有升迁的希望，但我还是愿意专搞科研，之所以做学术研究，就是出于一种热爱。我认为用自己的学识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虽然清苦，但我喜欢，也比较符合我的个性”。“我性格比较内向沉静，不愿太多做交往活动，有时候是被迫做一点，教书科研比较能发挥我的特长”。“当然，也正因为机关工作使我更多地接触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更多了解上层和下层，因而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更有针对性。所以大家认为，我的文章有特色、空话少，实践性强”。

    1985年，李老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带领团队开启了新领域的探索。他一心忘我工作，舍小家为国家，甚至与病危中的母亲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李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82年母亲不幸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我也心急如焚想赶回桂林。但因确定的一个访英代表团要出发,我又是团长,无法脱身,就电告妈妈,妈妈明确地表态要我以工作为重。我按时出发了,由我的爱人余平代表我回桂林看望和照料母亲。但不幸的是,我半个多月后从英国回来时,妈妈已经去世……”“我们永远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没有父母参加革命，从广西那个边远的小山村走出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如果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我们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只能把这份感激之情深埋在心里,化为工作的动力,相信父母在天之灵都会高兴的”。

    四

    李老师是中国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理论与学科的奠基人。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运行规律，引导中国经济研究从以定性研究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研究与国际接轨，并向世界水平迈进发挥了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的带头人之一。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经济领域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学科。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有太多的经济和技术问题,因此，经济学者除了懂经济学还一定要懂技术，要把技术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他说，“技术与经济如何实现最佳结合，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探索,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既然在苏联留学，我一定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当时有这个志愿，我就开始对数学更加认真地学，而且把数学在工作中使用。”同时，多年的政策调研也使他深刻认识到，经济研究必须量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大体”“基本”“局部”的描述层面，否则就永远不能真正把握现实和未来。于是，他将苏联的技术经济学在中国成功落地，并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实践，创立了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在科技进步、工程管理、生产率理论与方法、经济分析与预测、可持续发展、区域规划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他的专著《科技富国论》阐述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在“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基础上，提出“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理论,成为我国确立“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率先开展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区域经济、部门发展、改革开放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倡导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从而为科技富国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和路径的有力支撑。

    他是科技进步理论与测度方法的开创者。他带领课题组首次系统研究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测算中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1987-1989年,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科委重大软课题“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在我国首次研究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提出系统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和30条政策建议,分别被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采纳,为制定我国第一份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并主编出版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分析、选择、模型四本专著，这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这四卷书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到现在为止，这个领域还是沿用当时建立起来的一套理论和方法。”

    他带领课题组开创性地研究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同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等合作针对我国情况进行测算,比较中、美、日三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撰写出版了《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乔根森称之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支撑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发展的重要依据”。他由衷赞叹“李京文和他的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研究所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他们的方法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带到了国际水平，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他创造了以数量经济方法为基础进行经济分析预测，不仅为中央有关部门准确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科学制定政策、指导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引起了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他带领中国数量经济学者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等合作研制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并与美、日、韩及中国台湾的模型进行连接。1989-2004年他作为项目主持人，每年3月、9月都要运用这一模型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准确率达95%以上，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并形成《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也就是颇具影响力的《经济蓝皮书》。1994年他受国家计委委托完成的《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分析报告》，成为国家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成果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京文院士与夫人余平

    五

    李老师将经济学研究由社会科学向工程技术领域拓展，实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有机融合，并创造了可行性研究这一重要方法，对于建立我国工程论证、规划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他提出“要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并将可行性研究作为工程建设前提的建议，均被国家计委采纳,为我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础。他还出版发表了相关专著和几十篇论文，从而确立了我国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李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革’中回到国家建委就开始接触好多建设项目，我发现国家投资很大，搞了很多重大工程，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很多重复建设，很多项目建成之时就是停产或亏损之日，我想，在建设前就考虑周到一点不好吗？‘文革’期间，我自己想办法看点俄文、英文的书，发现国外特别是美国开发田纳西州就使用了一种叫‘可行性研究’的方法，用来分析判定一个项目该不该上，我觉得这个方法好，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提倡，但那时‘可行性研究’还很少有人知道，也没有用武之地，直到‘文革’结束才开始发挥作用。”

    他曾主持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经济技术论证工作。1986-1991年他担任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副组长，主持集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旅游、环境、移民和经济为一体的综合论证，论证成果是三峡工程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 -1995年他担任京沪高速铁路前期论证技术经济组组长，为京沪高铁工程上马和顺利开工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他把技术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有机结合的案例，其成果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2003年他担任南水北调工程论证综合组负责人，完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项目经济论证,为“南水北调”工程科学施工提供依据并节约了大量资金。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涉及领域广、难点多、技术复杂, 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存在任何偏差都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要有超前的胆识、创新的勇气、过硬的学术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李老师带领课题组的专家团队每一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每当他看到这些国家重大工程落地,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造福人民、影响世界的时候，便由衷感到自豪和幸福。

    最经典的案例当属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论证。三峡工程开工前曾有过长时间争论，分歧意见很大。李老师率领专家团队，利用经济学知识和数量经济学方法论证了究竟需要多少投资，如何筹集投资，并研究了如果投资到其他重大项目的收益比较，以及三峡工程建成后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论证,认为“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一结论经领导小组审查后报国务院, 为三峡工程建设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代表国务院做报告便引用了这两句话。后来,国务院批准对三峡工程进行阶段性评估,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论证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国家原预计三峡工程投资500亿元，李老师率领专家组采用科学动态计算方法进行可行性论证，将这一数字提高到2000亿元，确保了三峡工程建设计划的落实更加可靠。

    李老师是我国产业技术政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他开创了运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经济技术发展趋势的先河,这一理论成为制定产业和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的重要依据。他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我国电力、建材、水利、铁道、物流、航天等多个部门发展的技术政策和发展规划；主持了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其中主持完成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有：“中国铁路技术创新模式研究”“高速磁悬浮交通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研究”“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济分析与宏观政策”“振兴我国老工业基地”“青藏铁路运营效益及政策支持研究”等。在这些重大项目里，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均被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纳并转化为决策。

    李老师认为，能够参政议政是一个学者的最高境界。他曾说过，“如果一个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那就不可能做到真正学以致用”。2002年春天,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先生主持的“资源价格体系改革研讨会”上，他作了《完善资源价格,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发言,指出“资源价格低估是阻碍我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强调了“纠正要素价格扭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对策。如，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源价格；促进资源节约和提高开采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市场集中度;调整财政政策,实现资源价格的合理化等。这些观点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

    八十余载辛勤耕耘，晶莹的汗水就像是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在祖国肥沃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开花，最后结出累累硕果，李老师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五个一工程”奖2项；孙冶方经济学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8项。他曾荣获复旦大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首届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经济奖终身成就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殊荣。他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文章400多篇，其中《科技富国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别荣获孙冶方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是中国技术经济与管理学领域的奠基著作之一；还有《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十五预测与21世纪展望”》《当代中国经济热点分析与展望》《跨世纪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等一系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专著。

    他曾说过，“曾经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有什么财富，我说有两个，第一个是我的书，第二个是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能够继承我的理论并传承下去。”他培养的硕士、博士生达100余人。女儿周全说，“父亲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专注科研工作，热爱教育事业。我姐姐从出生后就一直在姥姥家长大，我出生后也是跟着姥姥。有一次，我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在姥姥家，妈妈说，因为父亲和她工作都很忙。他很平易近人，是一位对学生关心，又严格要求的老师”。李志军博士说：“李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治学很严谨，首先要求我们先做人，做人做好了再去做学问。”郭金龙博士说：“李老师是严师，也是慈父。在学术上，他以大师的高标准给我们悉心指导；在生活上，又像父亲一样给我们许多关怀。”夏建勤博士说：“李老师胸襟宽广，豁达大度，丝毫没有门户之见，工作高效，我读书时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活动特别多，通常是一大早就起来写文章。”

    李老师的学术令我高山仰止，我读博士时就十分仰慕他的学术威望和国际影响力。大约2011年夏天，我终于有幸在昆山认识了李老师。那次是由商务部外资司主持的《中国十二五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评审，李老师担任评审组组长。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后来由国务院发布，我有幸担任了主要执笔人之一。李老师身材高大，儒雅谦逊，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学术大咖的架子。陪在他身边的是贤惠的师母余平，她长得十分清秀、文静、和善，慈母般的眼睛里透着女性的聪颖和智慧。看得出来，那种夫唱妇随、恩爱甜蜜的生活，一定是李老师事业强大的后盾和生活平静的港湾。

    得知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的博士，李老师十分高兴。记得那天傍晚，皎洁的月光与五色斑斓的霓虹灯交相辉映，万家灯火犹如满天繁星，那是一幅如诗如画的夜色。我陪着李老师和师母一起散步，他和我谈了许多研究方面的事情，他认为服务外包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产业，需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件对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和促进大学生就业都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还让我参加他在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鼓励我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我认真地听着他那远见卓识、醍醐灌顶的话语，坚定了对这一新兴领域持续研究的信心，后来也逐步取得了成绩。这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交谈。从那以后，我和李老师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也就不客气地给他“派活”，我主编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邀请他担任顾问，由于我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全球化》副主编，还常请李老师为杂志赐稿，他都欣然同意了。他绝不挂虚名，虽然已经85高龄，仍然文思敏捷，思想博大精深，叹为观止！

    七

    “他总是把自己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念书到做学问都是这个态度，一丝不苟，很努力，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他总是走在学术最前沿，喜欢做一个领跑者，喜欢新东西。比如，研究科技富国，他跑上来了；研究知识经济，他又跑上来了；研究互联网数字经济，他跑上来了；研究经济新常态，他又跑上来了。每次都是我给他买书，他说要努力让自己跟上趟”。师母余平老师这样评价李老师。

    他们是留苏的同学，那时余老师在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读书，余老师的母亲周丹蟾、姨妈周德恒祖籍绍兴，是周恩来总理和鲁迅先生的本家，30年代分别毕业于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和燕京大学。聪颖清秀、风华正茂、书香门第、大家闺秀，这一切深深吸引了李老师；魁梧高大、英俊潇洒、才华横溢、鸿鹄之志，这一切也深深吸引了余老师。于是，他们在莫斯科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浪漫之旅走向婚姻殿堂。60多年的相濡以沫，他们一直过着夫唱妇随的生活。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这位坚强的女性都坚定地站在李老师身边，为他撑起那把爱的雨伞；也无论是李老师做出什么选择，她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因为她懂得，为国奉献就是他的毕生追求。

    余老师不能忘记，他们在莫斯科斯特罗门科学城的花前月下，她是多么幸福，李老师终于成为她心中的白马王子；他们在学校阅览室里，李老师帮她演算数学题，她帮助李老师提高俄语听力；他们在一间八平米的小屋里，花了四年时间，共同翻译诺贝尔奖得主列昂捷夫的投入产出模型代表作《美国经济结构研究》。她不能忘记，在“文革”中，由于李老师的牵连，1970年她刚生下孩子就被下放劳动到河南罗山县， 8岁的大女儿周南和不到一岁的二女儿周全只能寄养在北京姥姥家里。她被分配去喂猪，当时一起下放劳动的还有著名诗人何其芳、小说家钱钟书、散文家俞平伯等文化名人。这一切她都无怨无悔，因为有信仰，生活就充满希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毛主席这段刻骨铭心的话，李京文先生记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他用追求奋斗的一生，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他像是沙漠里的一颗胡杨，深深扎根于祖国大地；他像是夸父追日，不停地追逐新知识的光芒；他像是普罗米修斯，为我们播撒知识的火种；他更像是一颗耀眼的星，不停地向着太阳奔跑，和千千万万颗星交融汇聚，化作一道灿烂的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写于2021年7月2日

    原文：https://capital.huanqiu.com/article/441hi3lFB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