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彭薇    2022-12-23

 

    ■本报记者 彭薇

 

    王红阳

 

    山东威海人，1952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肿瘤学与分子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海军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在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早诊分型、肝胆诊疗新策略研究与转化应用等方面有重要建树。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3号楼6楼，出了电梯，离得最近的一间房就是王红阳院士的办公室。

 

    25年前，她从德国回国，在恩师吴孟超创立的新医院里创建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就放在这幢楼的4楼。“吴老开了一辈子的刀，他很清楚，一台手术只能救一个人，加强肿瘤的基础研究是攻克肝癌的关键。”

 

    在成为一名肿瘤分子生物学与医学科学家之前，王红阳当过机关文员，参军到野战医院当战士，考军校当过内科医生。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70岁的王红阳身上，再合适不过。她说自己常常自讨苦吃，又自得其乐。我们的交谈，就从她的“自讨苦吃”说起。

 

    尝到了吃苦的甜头

 

    解放周末：自讨苦吃，您觉得和自己的性格有关？

 

    王红阳：每个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取决于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做事的风格，或者说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有很多想法，还会决断地付诸行动。可以说，每次的人生转折，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也常常是一种自讨苦吃的选择。

 

    我在南京长大，第一份工作是南京某区委文教卫生科的科员。很多人觉得“坐机关”稳定，一辈子有了铁饭碗。但没工作一个月，我就坐不住了，始终觉得这种安稳生活不是我想象中的人生。

 

    我对部队大熔炉的生活有一种期盼之情，就想方设法要参军，但是当时只能去大西北的野战医院。我父母觉得这种想法不靠谱，人家也一直问我“你愿意吗”，可我毫不犹豫要去当兵。当时，我给区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退回了第一个月的所有工资，表达我要离开的决心。

 

    解放周末：大西北的艰苦条件没能拦住您？

 

    王红阳：完全拦不住。

 

    大城市干部家庭的生活没有了，铁饭碗放弃了。17岁那年，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买了张火车票，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去兰州。来不及感受大西北的荒凉，领了军装，我被分到甘肃平凉六盘山下的野战医院当战士。为了这个决定，我吃了很多苦。但我不爱抱怨，面对事情积极乐观，对生活始终充满向往之情，靠这样的信念坚持了下来。

 

    解放周末：后来又是怎样踏上学医这条路的？

 

    王红阳：参军之后没几年，我父亲查出来肺癌，我第二次回家探望，父亲已经病危，医生说没有办法医治。等着亲人咽最后一口气，丝毫不能帮助他，这种滋味太不好受了，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学医。

 

    1973年，“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唯一一次恢复考试，我就参加了这届高考。虽然读过南京的试办高中，但我数理化功底薄弱。我没日没夜地学习，结果考上第二军医大学，当年是兰州军区考得最好的。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当内科医生，成了“南京路上的女大夫”。

 

    解放周末：兜兜转转，您又回到了大城市。是怎样的机缘让您结识了吴孟超院士？

 

    王红阳：这还是和我的“自讨苦吃”有关。1977年5月，我在长征医院当医生，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希望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了英语中级班，规定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人报名参加。我那时是住院医生，就跑去找院长，半路上拦住他，建议让住院医生也参加选拔。院长问“理由呢”，我说，我们年轻，学东西快，年长的主治医生可以直接培训，医院也应该给年轻人机会，通过考试录取。经过讨论，医院同意了我的建议。

 

    为了学英语，我花了1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英文原版书《西氏内科学》，每天下了班，拿本大方砖一样重的原版书，对照着翻译，日复一日，感动了长征医院呼吸科的著名老教授邓昆，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每次我翻译好了，他都亲自批改，帮助我提高英语能力。

 

    人的一生会碰上很多机遇，认真努力的人更能把握机遇。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他组织了中德医学会的年会，当年这种规格的国际会议比较少，他从长征医院、长海医院选了一些英语能力强的人，成立大会秘书组，负责外宾接待等工作，我被选进秘书组。就是通过这次国际会议，吴老注意到了我这个小医生。他当时评价我“做事很认真，能力强”。后来，中德医学会在全国选派10人赴德攻读医学博士，吴孟超和裘法祖两位老前辈联名推荐了我。

 

    正是在德国留学工作的10年，坚定了我一生认定的事业选择。回过头看，我的人生就这么一环环接上了。参军、考大学、当医生、出国、在德国学德文攻读博士……我好像不甘心安逸地走寻常路，又总是不放过自己，但每一次的进步，都让我尝到了吃苦的甜头。

 

    做生命基因的破译者

 

    解放周末：在德国留学期间，您接触到了生物信号转导这个新兴学科。

 

    王红阳：是的，我在德国的第二个导师就是研究生物信号转导的，这门学科非常前沿。当年回国建实验室，有人听说我研究“信号转导”，还问是不是搞电信的。

 

    生物信号转导就是研究基因的“语言”。细胞的命运，包括生长、分裂、衰老、癌变和死亡，有许多基因的参与，形成了生物信号传递网络。通过对生物信号调控的研究，可以从异常中发现规律，从而找到破解肿瘤等疾病的基因密码。

 

    我选择研究肝癌，因为中国是肝病大国，发病率和病死率都非常高。我所做的研究，通俗点说，就是研究为什么会生肝癌，怎样发现早期患者，怎样找到肿瘤的标志物，去早诊和阻断恶性信号，阻断癌症的发生和提高疗效。基础研究一旦和临床结合起来，可以把肿瘤患者从人群中预警筛查、诊断出来，及早进行干预。

 

    我的德国老师乌尔里希教授因为从事肿瘤信号转导研究，成了第一个靶向治疗乳腺癌药物的共同发明人，由此获得拉斯克医学奖，还6次被诺奖提名。他的前沿研究思路和开拓性工作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影响。

 

    解放周末：当时在德国的发展机会这么好，为什么选择回国？

 

    王红阳：当时，吴老（吴孟超）创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希望我能回国加入新医院。知道我在德国干得不错，他没有强求我回来。但当年我是他和裘老联合推荐出国的，我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吴老有需要，我当然愿意加入助力。

 

    德国导师也在挽留我。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决定就在上海建一个中德国际合作实验室，“去上海打出一片新天地”。那时，我对自己将来能不能在上海站住脚没有很大把握，但一种做开拓性事情的强烈愿望促使我回国。

 

    当年，我们在德国科学院马普团队先后接待过许多中国代表团，很多领导及路甬祥、白春礼、强伯勤等院士们都和我聊过国内飞速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科研领域基础研究的需求与重视。当时，路甬祥院长等邀请我去中科院做信号转导研究，但回国走了一圈后，我还是选择把实验室建在吴孟超院士的医院里，希望能做更多的为患者服务的工作。吴孟超院士很豪爽，他对我说，你回来，我把医院的一层楼都给你用。我和德国导师一起申请了经费和仪器。1997年，我就带着一集装箱的科研仪器和200多万元科研经费回到上海，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扎下了根。

 

    解放周末：把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建在外科医院，这在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决定。

 

    王红阳：当时大家都认为做研究应该去中科院，但我做的基础研究着眼于肝病，着眼于患者。作为医生，除了发表高水平论文，更要解决肝癌的诊断治疗问题。实验室建在医院，我可以直接面对患者的救治难题和临床医生的考问。

 

    当时有人质疑：外科医院为啥要从国外找个做研究的人来？我说，我能够证明吴老这样做的价值。出国前我就是内科医生，我从外院引进了两名医生，3个人组建了内科，现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成为大专科、小综合的医院，内科已经做得很大了。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特色和错位发展的机会，把握前沿，做好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和团队建设。我们实验室不仅获得许多科研项目，完成大量前沿科研任务，成长为教育部、军队和上海市的重点实验室，还为临床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我还牵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自然科学奖等。

 

    解放周末：所以，回应质疑的最好方式就是行动。

 

    王红阳：是的。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应用转化，要发表有影响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但最终还是要让患者受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破解肝癌早期发现难的问题，发现了一种肝癌特异的标志物，并将它研发成为诊断试剂盒，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了六七年，70万名患者使用。现在，这个标志物已成为免疫治疗靶点，完成了一期临床试验。

 

    我们还在为难治的胆管癌患者寻找有效的治疗策略。这个研究的突破与吴孟超院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年我回国就提出建肿瘤生物样本库，吴老欣然同意，让我们进手术室收集组织样品。利用切除的肝癌组织，分离后接种动物，使实验动物模型更接近人体的肿瘤环境。

 

    正是用这类动物模型，我们筛选了69种药，幸运地发现有一种药——硼替佐米对治疗抑癌基因缺失的胆管癌患者明显有效。这本来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药，从未运用到肝胆患者身上。我们做了大量验证，申请伦理批准，开展临床试验，患者使用后肿瘤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目前，上海申康发展中心已立项，让我们扩大临床试验，使更多患者受益。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研究论文，并为这一新发现写了专门述评：这项研究在胆管癌的坚硬铠甲上打开了一道裂隙，为胆管癌患者找到了新的分型和治疗策略。

 

    不要千篇一律培养乖孩子

 

    解放周末：做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

 

    王红阳：基础研究是艰苦且漫长的探索过程，面对的都是未知世界，追求的是只承认第一的创新和结果，研究过程中要经受太多的失败和磨炼，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这个过程就像大浪淘沙，不断有人被淘汰，但总有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科学探索的执着精神，耐住寂寞，守住初心。

 

    我带的团队始终以年轻人为主，我常和他们说，年轻人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计较眼下的名利与得失。我说，当年我回国，给我的留学生回国费用是3万元，每个月拿1000元津贴，干了3年。很多人都不相信，说“你是傻子吗？赔本干活”。我就说，选择回国是干事业，不是为了钱，给你很多钱，没有条件干事业反而没有意义。

 

    解放周末：您觉得成功的必备品质有哪些？

 

    王红阳：一个人要有激情，要有理想。认真做事，不服输，不放弃，就要不遗余力，吃奶的劲都要使上。我自己是一辈子学不会偷懒的人，上海话叫不会“捣糨糊”。

 

    “三人行，必有我师”，任何人的成长，不只是靠自己。个人努力是一方面，机遇是一方面，向别人学习以及别人的帮助也很重要，这些缺一不可。我成长过程中碰到很多贵人，关键时刻给予我帮助。别人帮助了你，你要懂得感恩，回报社会。

 

    和我们那个年代相比，现在年轻人机会很多，但有些人反而不珍惜，就是怕吃苦。

 

    解放周末：说到吃苦，学医就很苦。家长希望孩子学医，又怕孩子吃苦。您怎么看？

 

    王红阳：成为一个好医生，确实不容易。学医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丰富的临床实践，而且医学永远在发展，需要随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所以，学医需要聪慧、好学的特质，但光有聪明的脑袋是不够的。医学是研究人和病的学问，医生要和患者打交道，要懂得沟通交流，还需要人文素养。这些品质不是靠“死读书”获得的。现在有些医生写病历就是复制打钩，男女性别都能弄错，病史也不仔细询问，更别说分析病历和鉴别诊断了，这是误人误己。科技进步了，但医生培训的过程不能过于简化，更不能偷工减料。规范化培训的每一步都是成为好医生的历练。

 

    再者，当医生还要敢担责任。勇气源于自身的底气，底气来源于扎实的基础，需要吃苦，付出努力。我认为，真正优秀的人还是应该去当医生，在救死扶伤中实现自我。

 

    解放周末：您带教年轻人，还注重培养哪些品质？

 

    王红阳：我们做研究，要教给年轻人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在做人做事、思维方式等方面影响他们，培养他们。我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团队精神和助人为乐的品质，我们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团队设立了一个奖叫团结协作奖，不是奖励发了多少论文，而是鼓励团结协作攻克难题。在大科学大健康时代做学问，没有团队合作将一事无成。

 

    解放周末：您年轻时会挑战权威吗？成为创新人才和这个特质有关吗？

 

    王红阳：我的德国博士后合作导师评价我这个人喜欢挑战权威。乌尔里希这么大咖级的教授当时面试后录用我，他说一般外国学生都是感谢不已，可我却向他提出两个要求，给他留下印象。后来，我和吴孟超院士联合带学生，我也和吴院长“讲条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生，进实验室都得约法三章，服从管理。

 

    我不是人云亦云的人，我认为，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要培养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只有敢于挑战，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现。现在的学校教育总是让孩子乖巧，听招呼。我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反而是要“自命不凡”，挑战自我、不甘平庸。“小绵羊”似的学生，和具有挑战精神的学生，哪个更具有向未知和传统信条说“不”的勇气？

 

    培养创新人才，要从早期教育抓起，不要千篇一律地培养乖孩子，而要启发人的创造性。创新人才的涌现需要成长的合适土壤、科学的评价体系、允许失败的宽容氛围和展示自我价值的舞台。这当然不是一个团队所能改变的，但是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在推动着教育体系的变革。

 

    科学研究要争第一，但功名这些不要争

 

    解放周末：从科研角度来说，科学家是没有性别区别的，但女性科学家会面临许多特有的问题。比如，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上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您是这样吗？

 

    王红阳：我刚从德国回上海时，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那时候儿子上小学，放学了就和我一起在实验室，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他还吐槽说“我是在实验室长大的”“我是吃冻饺子长大的”。

 

    女性都希望能平衡好事业和家庭，但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女性必须做出取舍，有得有失。我是医生，又要做科研，还带了很多学生，不可能把所有的家务事都做得很精细、很妥帖。有限的时间用于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带教实验，自己的孩子就要受点委屈。好在是儿子，粗疏一点也都熬过去了。非常感谢他的老师们。

 

    生活上可以粗一点，管他的时间可以少一点，可是我有一条原则——重要时刻要陪伴。我儿子小时候有哮喘，我再忙也要陪他看病、输液，因为我是母亲，责无旁贷。由于我工作繁忙，孩子在生活方面没法享受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虽然教育他能吃苦也是种磨炼，内心也还是有一点愧疚。

 

    解放周末：母爱是细腻温情的。您认为女性的特点在从事科学研究等方面有优势吗？

 

    王红阳：当然。性别不是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因素。虽然女性有体力上的弱势，但没有智力和能力的短板。只要获得同等教育机会，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

 

    女性严谨细致，善良周到，有韧劲，有奉献精神。这些优点使女性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情操，展现在科技创新和管理团队上，就变成女性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不怕困难的韧劲和顽强，常常成为她们成功的金钥匙。

 

    解放周末：做科研之余，您有其他的爱好吗？

 

    王红阳：有啊。我喜欢旅游、运动、摄影、写毛笔字。出差开会，我抽空就背包出来观光，拍一些照片，忙里偷闲，既是休息，也能满足爱好。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西藏，已经去过4次，还想再去。西藏有特别的风光，而且特别考验人的身体、精神意志。我还喜欢新疆的胡杨林、甘肃的丹霞地貌、内蒙古广袤的草原，还有大海。一个人喜爱的东西往往和性格有关，我更喜欢辽阔的自然风光，对小家碧玉似的景观不大有感觉。

 

    我年轻时还爱打乒乓球。单位的乒乓球比赛，我是单打双打都上，也得过冠军。很多人都不相信，说我忙得像陀螺一样，哪有时间休闲。我可是体操运动员出身，还得过江苏省的少年自由体操冠军。

 

    解放周末：您看起来总是很快乐，笑嘻嘻的。

 

    王红阳：很多人看见我，说怎么还不见老，问我有什么保养秘籍。我说，诀窍就是多干活，多和年轻人在一起。

 

    心态也很重要。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去抢第一。科研创新要争第一，但功名这些不要争，就像各种考试，为什么一定要考第一名？我选学生也主张不选第一名的，前十名都很好。什么都争抢，一辈子过得不潇洒。人生本来就是有张有弛，有得有失。年纪大了，更要心态平和。

 

    还有人说，您都做院士了，可以享受生活了。可我每天的生活还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以医院为家，泡实验室，和学生讨论课题，没有周末。忙并快乐着，老又年轻着。

 

    我2005年成为院士，没有大富大贵，仍然平平常常做人。但平凡不等于平庸，我自身的经历就能说明，正是因为不甘平庸，才会勇往直前不断超越，一直向前走。

 

    原文：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article/share?id=34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