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手持单程票的修行，科学研究无疑是最艰难也是最崇高的一种修行方式。有一些人总是比别人起得更早、睡得更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入、做得更圆满，这就是科学家。因为有着相近的专业背景，有着对自然同样的热爱，我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读完了《山仑传》，感慨良多。

    山仑院士是山东龙口人，说起来算是我的老乡。他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战火和饥荒中坚强成长，童年充满了艰辛。我曾经从父母、祖父母的口中听说过那个时候的困难情景，由衷地敬佩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而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山先生。山先生有一个好母亲，甚至可以与孟子的母亲相比。她自己宁可变卖家产、借贷度日也不给日本人教书，但是为了辅导儿子的学业却主动去日语夜校学习。在她的督促和激励下，山先生发奋读书，一头扎进科学的海洋中，潜心修行了一辈子，终于成为学界一位大师。

    科学是寂寞的，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山先生1954年大学毕业，根据国家的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参与了中科院在西北地区的第一个研究所——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从此与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科研条件很艰苦，研究所坐落于小镇杨凌，只有铁丝网围起来的一块地和几排简易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山先生和同事们一起，自己动手绿化庭院、完善设施，把研究所一步步建设成为国家一流的研究机构，因此也赢得了西北分院“十三太保”的称号。我这样的80后无法想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吃饭都很困难，又如何开展科研并获得那么多成果呢？然而，山先生面对的不只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事业上的重重考验：他大学毕业后8年，也就是1962年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才担任助理研究员；1965年被派到偏远农村去蹲点锻炼，一蹲就是5年；因为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冷门，曾多次被动员改专业；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工作受到限制……这些对于当今迈出教室就坐办公室、拿着优厚的待遇做不成事、进得了实验室下不了田的大学生来说，更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山仑先生坚强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路，围绕着旱地农业生理生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从发表第一篇论文、研究比较3种主要作物的抗旱性到提出干旱胁迫复水后作物的补偿效应、节水和增产目标同时实现，一条路走了60多年。从不受重视、遭受批评、被劝改行到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当选院士、担任奥运火炬手，他耐得住寂寞，也挡得住名利的诱惑。

    大学一位老师曾委婉地批评山先生不重视实践，他记了一辈子、改了一辈子。他从事科学研究60余年所取得的累累硕果，都是与实践分不开的。他既重视科学理论研究，也不断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坐标轴校正研究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站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点上的中间人。正是由于对旱地农业生理生态领域的孜孜追求，由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积累，他才能够提出并完善了一整套旱地节水农业理论，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生态环境相统一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思路。

    山先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坚持“吃苦教育、博学教育、创新教育、实践教育、启发教育、目标教育、严谨教育”的理念，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培养了30多位优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自己的3个子女也都各有一番事业。山先生事业大成、家庭幸福，足以让世人羡慕。

    山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信仰马列主义，也信仰科学。他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不断开拓进取，因此才能够在科学道路上走得别人更远。

    科学本寂寞，实践出真知。人生这场修行好比去庙里拜佛，普通香客、游人只是参拜一下沾沾佛光，而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修行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参悟佛理、亲身实践，才能最终修得正果。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修行者，只不过他选择的是马列主义和农业科学。

    （王庆 供稿）